1、民营经济崛起是中国改开40年的巨大成就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的统计公报，我们看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数字，比如GDP首次突破100万亿，比如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1978年我们有7.7亿贫困人口，在短短42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如此大规模的脱贫，达到相对富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

我们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这代人，感受最深，我们经历过贫困，也见证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

回首过去四十年，在一路的争议中，中国艰难却无比坚定地前行，在不知不觉中，“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崛起了。截至2020年12月31日，A股共有132家千亿市值的企业，其中非国有企业56家，占比42%。而仅仅在两年前，只有12家民营企业上榜，占比20%。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迭代与升级。国有的千亿市值公司主要来自传统或者垄断性行业，包括银行、“两桶油”和“两瓶酒”。而千亿市值的民营企业，大多来自新经济领域，比如腾讯、阿里和宁德时代。批量的千亿市值民营企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新经济正蓬勃发展。

民营企业也在更新换代，2000年左右，我们想投资却基本看不到什么高科技企业。当时，大部分医药企业‍‍连做专利到期的仿制药的意愿都没有，大部分信息技术企业也只是所谓的系统集成商。但我们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到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市值前十的民营企业里出现了宁德时代这样科技含量很高的企业、美的电器这样‍‍中国家电制造业的最优秀代表，还有中国最大的医药企业恒瑞、中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企业迈瑞医疗等等，它们都是中国新经济的杰出代表。‍‍企业的市值也出现了巨大的提升，以前不到100亿市值就能问鼎前10，现在差不多要4000亿才行。

中国经济已进入水深鱼大的阶段，成熟产业的不断整合与新兴产业的狂飙突进交相辉映。现在，中国成熟产业的整合暂时告一段落，而新兴产业正在孕育巨大的机会，智慧驾驶、太阳能、半导体、创新药、军工、航空航天、新消费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层出不穷，未来必将涌现出更多千亿市值企业。‍‍

2、中国经济繁荣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中国经济何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华盛顿共识”强调完全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在这个“共识”下，很多拉美国家都没能发展起来。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又有学者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但北京自己也并不认为这就是北京共识。

大部分解释，都是通过后视镜看过去，都是有失偏颇的。这么多年来我阅读了‍‍无数书藉，也跟无数经济学家探讨和交流过，我觉得真正把中国讲清楚了的是英国人科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他提出，中国经济改革事实上是一种二元并行的状态，一元是由官方领导和发起的改革，另一元则是由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的改革，即“边缘革命”，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政府主导的改革释放了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边缘革命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边缘力量发动的边缘革命，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带领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科斯始终看到有两个手在起作用，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而且，市场的那只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从千亿市值企业的变迁，我们也可以看到，榜单上的国有企业变化不大，但民营企业却完成了巨大的规模和结构升级，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解决了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税收、就业和GDP等问题。

不走寻常路的中国，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那么，中国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何在？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压迫、没有‍‍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中国会不会自己演绎出工业革命来？大部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由它的文化、历史、权力格局、宗教形态等多线索共同演绎，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中国如果没有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大概率仍会进入历史的兴衰交替，即黄炎培所谓“历史周期律”的循环，而不会有本质的进步。中国几千年历史，一直是重农抑商，直至被工业文明捶醒，危机与救亡启动了工业化和重商主义（本文所称“重商主义”广义上指市场经济）。中国痛苦地摸索了100多年，终于在‍‍40年前找到了恢复私营工商业、重视市场的道路。

简单来讲，‍‍政府部门直到现在，还是高度关注GDP的，老百姓则想发家致富，所以，我们体制大门只需要打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叠加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重商主义与儒家文化两个因素的核聚变，是中国跟很多国家真正不一样的地方。

儒家文化里的勤奋、节俭，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强调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是支撑中国和整个东亚文明崛起的真正与众不同的底层文化和价值观。中国的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只要重商主义不变，中国的发展就不会停滞，不会受‍‍美国对中国科技封锁的影响，也不受一时一事政策的影响。“重商主义×儒家文化”形成的核反应，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带领中国经济不断向上突破。

半导体产业被“卡脖子”，毫无疑问是近年来大家最关注的经济问题。现在中国集成电路国产化仍存在着巨大缺口，2020年，中国半导体市场的规模是1434亿美元，其中中国本地提供的产能约为227亿美元，占比15.9%；但如果只计算纯中国本土企业的产量，那就只有83亿美元，约占5.9％。这确实是中美之间差距比较大的行业，至少差了十几年。

中国现在也空前重视这个问题，以举国之力寻求赶超。那么，举国体制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又该如何解决？

我们或许可以从通信设备领域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得到一些启发。

1、“不对称竞争”：中国在通信设备领域的成功经验

在通信设备领域，中国从0起步，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设备出口国，2020年，华为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为31%，位居第一，中兴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为10%，位列第四‍‍，华为、中兴加起来市场占有率占到了全球41%。

韩国也占有一席之地。‍‍2020年，三星全球市场占有率2%，位居第七，而且在5G市场的势头很猛。

与此相对，全球第二大电信市场印度，南美第一大电信市场巴西，它们的本土电信设备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完全垄断。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印度与巴西与中韩几乎在同一起点，早期都是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国外技术引进、本土自主研发相结合，开发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产品。不同的是，由于政治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印度与巴西都过早开放与自由化。失去了产业保护，尚还幼小的本土电信设备产业根本无法应对成熟的跨国集团的冲击，节节败退，很快夭折了。近几年，印度和巴西重新认识到电信产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开始重新发展本土企业，但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扭转颓势。

韩国则不同。韩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开发自有电信技术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进口与自主研发并举的策略，以引进技术为基础，韩国电子和电信研究所（ETRI）与大学，以及金星、大宇、东阳、三星等私营企业，组成了研发联合体，共同推动产品的研发与制造，本土设备很快发展起来。

更典型的是，在国内企业有了一定研发和制造基础之后，韩国还积极探索赶超的路径。在CDMA技术兴起时，韩国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如果继续遵循欧美的路径，发展GSM和TDMA技术，韩国与欧美领先公司的差距永远无法缩小。因此，尽管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使三星和LG都强烈表示不赞同，韩国政府还是毅然上马了CDMA项目。在政府的背书，以及良好的合作与竞争机制下，韩国企业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资金，最终成功实现了技术跨越。

再看中国的发展策略，人大的黄卫伟教授很早就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叫“不对称竞争”，即实力悬殊的企业以不同的、不对等的方式，在不对称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市场中竞争。由于我们国家的产业比较弱小，完全开放是行不通的，关起门发展也不行，所以政府就采取了一种既开放、又不对称的进入管制，创造条件使暂时处于弱势的企业提高竞争力，通过自然竞争，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同时在突破产业核心技术上精心组织和持续投入。

政府开放市场的方针非常明确，在开放初期，对跨国公司的进入规模和扩张速度实施限制，使得本土企业能够在细分市场上参与竞争。同时，政府也对本土企业提供采购支持，提出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优先选用国内通信系统。

从一个“条件相当”的前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将管制的着力点放在培育市场上，并没有过度地保护个别企业。政府的扶持是没有所有制歧视的，当时只实行入网许可证制度，而不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只要质量达到标准，不管国企民企，都可以拿到牌照。在本土企业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政府又进一步放开了对外限制，让本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锤炼自己、优胜劣汰。

于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本土通信设备企业崛起为国内市场的中坚力量，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等四家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厂商，并称为“巨大中华”。

这是否说明，政府的规划与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决定因素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巨大中华”的发展比较中得出答案。巨龙通信今天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大唐通信发展也并不‍‍太好，这两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真正发展起来的是中兴和华为。

“巨大中华”发展情况比较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四家企业的差距还很小，20年后，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这个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作为国内第一家研发出交换机的企业，巨龙通信的失败源于产权和经营权的混乱。作为技术提供方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受限于特殊身份，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只能授权给8家国有通信厂商同时进行生产，在这些厂商发生利益纷争时也无力控制。最终灵魂人物邬江兴辞去董事长职务，巨龙一蹶不振。

大唐电信则是在管理层的斗争和频繁更换中，被其他企业拉开了差距。

与之相反，中兴通讯在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即“国企民营”的全新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混改企业，国有是相对第一大控股股东。

华为的股权更清晰，它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据华为最新年报披露，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121269人，参与人均为公司员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份。作为彻底的民营企业，它的竞争机制更优，活力更大。

巨龙和大唐都是国企，但是发展却远不如作为民企的华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能否解决好产权和经营管理权问题，这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基础。在明确的产权和激励机制下，一个优秀、稳定的管理层将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巨龙和大唐的管理层都出现了变动。而中兴的侯为贵和华为的任正非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创办了企业，‍‍侯为贵一口气干到75岁，干了30几年，到2016年退休，任正非今年77岁——如果是国有企业，他们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就应该退休了，那全球最重要的5G通讯设备供应商可能就少了两家。

对于这个结果，黄卫伟教授引用柳宗元的话做了一个精到的评价，即“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中兴、华为出现在深圳的土壤上，并非偶然。打造一家伟大的企业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些硬科技企业‍‍更需要至少一整代人的积累。

华为几十年里一直战略清晰，专注主业，投入研发，无论宏观经济如何，公司营收怎样，始终坚定不移地在未来有意义的方向投入，终于通过点滴的长期积累，取得了世界级企业的地位，进入了所谓的无人区。近几年华为的研发投入排名，始终位居全球前十。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面临打压，华为也展现出了可贵的奋斗精神。“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在中美贸易战下的背景下，在“实体清单”“禁令”、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2020年华为依然实现了全球销售收入8914亿元，同比增长3.8%，净利润为646亿元，同比增长3.2%。应该说，华为是中国最优秀企业的代表。我常常讲，优秀的企业做好三点就行了，第一要有战略定力，第二长期坚定不移地进行研发投入，第三长期‍‍坚定不移地进行组织体系的变革和迭代。‍‍

中国在通信设备产业上的成功，与中国经济的成功一脉相承，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创造为新生的产业提供了成长的土壤，而那些最具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家，则带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美日韩台不同路径的经验和不足

那么，中国在电信设备产业上的成功，为何没能在半导体产业上再现？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

日本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赶超者，依靠的也是举国之力，具有明显的横纵一体化特点。在政府的统筹引导下，日本成立了产官学联合体，集中资源进行研发和大规模生产。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通产省牵头的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1976-1979年，日本通产省牵头，组织日本最大的五家计算机企业，还有各研究所的专家，组成了“VLSI技术研究组合”。研究中，约有20%的基础性问题与通用项目，由五家公司和通产省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的派出人员共同在研究所研究，其余的80%由五家公司各自独立研究。项目开发共耗资737亿日元，其中政府补助291亿，占比近4成，总预算的80%-85%给到了私人公司。项目开发成功后，研究组以“缴纳收益”的形式把国家补助又归还了国库，1987年，收益缴纳完毕，专利权将归发明人所属公司所有。

最后日本先于美国研发 64k和256k 动态储存器，奠定了日本在 DRAM 市场的霸主地位。在鼎盛的1987年，日本在DRAM市场的占有率达到约80%。

韩国则是日本的迭代版本，更加集中、极致和垂直。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与日本发生了半导体贸易战，美国对日本的各项限制政策为韩国企业打开了机会之窗，同时，美国还采取了扶持韩国对抗日本的策略，在技术转移等方面对韩国大开方便之门。

趁此机会，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和推动韩国大企业进入半导体领域。从1975年的《推动半导体业发展的六年计划》开始，韩国政府持续为四大主要半导体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支持，大力促进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1983年至1987年间实施的“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为例，韩国政府共投入了3.46亿美元的贷款，并激发了2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韩国高度聚焦DRAM领域，很快取代日本成为了新的行业霸主。

在这个过程中，以三星创始人李秉哲为代表的企业家迸发出了强大的企业家精神。1983年，李秉哲决心全力进军存储芯片领域。20世纪80年代DRAM市场进入低潮期，美日多家企业都选择了缩减产能或退出市场。1984年内存芯片价格从4美元/片暴跌至30美分/片，而当时三星的成本是1.3美元，也就是说，三星每卖出1片内存，就会亏损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全公司上下纷纷建议退出市场，李秉哲却仍然坚持了他一贯的“逆周期投资”的风格，反而加大了投资。到1986年底，三星半导体累计亏损达3亿美元，但是在韩国政府的强力支撑下，三星坚持了下来。1992年，三星超过日本电气，成为世界第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就此，《经济学人》1995年评论称：20世纪80年代韩国工业的发展得益于HCI促进计划（“重工业促进计划”，1973年），由于如此庞大的资源集中于少数财团，他们可以迅速进入资本密集型的存储芯片生产领域，并最终克服生产初期巨大的财务损失。

台湾地区和日韩的举措相似，而且台湾地区的英雄色彩更为浓厚。台积电和华为一样，是优秀企业家精神驱动的科技创新企业典范。张忠谋首次提出了打破垂直的产业分工，‍‍在芯片行业提出了代工。他跟AMD、英特尔说，如果我代工的芯片比你质量好，‍‍价格是原来的1/2，你为什么不用我的？从28nm、20nm、16/12nm、10nm，再到7nm、5nm甚至3nm，在张忠谋的带领下，台积电的芯片制造技术始终处于每一轮技术革新的最前沿。

台积电开创了一个行业，到今天已经成为庞然大物。2021年台积电占据了全球晶圆代工市场55%的份额。台积电已经成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最为致命的潜在单点故障点”，现在台湾连缺水‍‍都会牵动全芯片界的心。

台积电的市值也已进入全球前十。一家代工厂能取得如此成就，无论是美国还是英特尔，都是没有想到的。所以，一个卓越的企业家是能够创造奇迹的。

不管是韩国、日本，还是台湾地区，在政府支持之外，企业最直接的‍‍责任主体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既有行业深刻的洞察力，又有力挽狂澜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能把‍‍非常困难的事情做成。‍‍台湾地区很幸运地找对了张忠谋。

而与日韩台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集中力量推动大企业发展不同，作为半导体产业的发轫者和引领者，美国选择了更加细分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相较而言，日韩更强调对在位企业的支持与配合，而美国更重视发展新进企业，促使市场竞争。日韩半导体行业的进入壁垒很高，而美国则致力于通过反垄断等方式降低新企业的进入门槛。

其中，美国最重要的举措是培育市场。半导体起源于支持国防业和宇航业需求，美国国防部的采购需求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在下游需求的刺激下，集成电路技术才得以迅速成熟和迭代，使得成本大幅降低。从1962年到1968年，每个集成电路的平均价格已经由50美元骤降至2.33美元，为半导体从军用走向大规模民用创造了可能。1962年时，美国集成电路还完全依赖于官方市场，但仅仅4年后，整个集成电路的市场规模就增长了30多倍，民用市场则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军方对新进企业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只要这些企业能满足供货标准，并不要求它们有军方供货历史来证明可靠性。比如1953年，负阻（Transitron）公司初出茅庐时，就得到了军方的金键二极管订单，这成为了它发展的关键转折点。1959年，美国初创企业的销售份额占到了整个行业的63%和军方的69%。

这种鼓励新进企业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据美国商务部数据，1965年，美国排名前四和前八的半导体厂商的交货量分别占到全产业交货量的69%和91%，而到1972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53%和67%。

在此期间，伴随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对专业化的新企业表现极为强势，将那些纵向一体化的老企业一个个挤下了销售榜单。

资料来源：Mackintosh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直接资助了半导体企业的研发，但他们更加青睐大企业，1959年，老企业得到的研发投资占78%，新企业占22%，尽管老企业和新企业自身的研发投资是相当的，新企业的销售份额还远超老企业。

资料来源：Tilton

政府的研发资助也不一定能选中最好的对象，最重要的半导体创新还是依靠企业自己的研发资金。集成电路是德州仪器公司（TI）的基尔比发明的，集成电路生产的平面工艺是仙童半导体开发的，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得到政府支持。

美国半导体行业分散化特点的弊端相当明显，在某个技术已经成熟、发展曲线变缓的细分行业，他们面对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竞争对手时，往往显得不堪一击，比如DRAM行业中面对日本，美国各自为战的小企业很难与一个高度整合、有序组织的集团军相对抗。上世纪80年代被日本后来居上时，美国还一度号召学习日本，改变美国过分细分市场、过于纵向分离的“硅谷模式”，当时MIT委员会也认为美国的商业半导体业“太分散”，呼吁联合。

但随着半导体产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细分化，少数在位大企业显然无法实现整个全产链的全覆盖，美国的分散化和专业化，反而有利于新领域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它允许诸多企业针对不同方向，应用不同方法进行试验，从而加快了创新速度，也能更好地贴合客户需求。许多专注于某个细分方向的小企业，逐步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正是依靠这些新企业更强的创新敏感性和驱动力，那些新的细分领域才得以开拓并发展，开拓者往往也由此成功跻身领导者。这种特点在高利润、轻资产的IC设计领域更加明显，因为全球化下的制造与设计的分离，可以更好地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IC设计领域现在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天下。

从全球半导体企业销售额排名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80年代一度有6家公司上榜，但最近只剩下了1家；韩国90年代开始上榜，三星和海力士排名不断靠前，但20年间始终都只有这2家在前面。相对的，从1985年至今，美国在榜单中的整体位次不断靠前，而且上榜的企业及其位次一直在变化，充分体现了美国企业的生命力和活力。

数据来源：IC insight， 汤之上隆《尔必达是什么》

我们观察美日韩主要半导体企业的成立时间，这个结论将更加明显。美国企业成立最集中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刚好是美国半导体最弱势的时期。许多90年代才成立的企业，如今都已成为巨头。英伟达1993年才成立，如今它的市值已经超越了英特尔。美国企业覆盖的领域更广泛，也更新。

反观日本，大部分企业都是在1950年以前成立的，那时候半导体产业还没有出现，它们都不是靠半导体发家的。排名第一的铠侠，原来是东芝存储，算起来也是老企业了。日本最具优势的半导体材料领域，头部企业历史都很长，而且它们的成功更多取决于过往在化工产业的技术积累。

韩国更不必提，支柱就是三星和SK海力士，而且高度集中于存储领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让韩国涌现出新的大公司。

新企业是创新的主要载体，鼓励新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方面美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

美国的风险体系支撑了无数有潜力的新企业，让它们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半导体作为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与风险资本的结合更为紧密，绝大多数美国半导体企业都离不开风险资本的支持，比如众所周知的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都与风险资本成就了一段佳话。

美国政府对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的形成，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1958年，美国出台了《小企业投资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Act），该法案允许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发放执照给私营的小企业投资公司 （SBIC)，由其资助和管理美国的新兴创新型小企业创业。这个运作模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引导基金，SBIC每募集到1美元的社会资金，政府都会提供2到3倍的政府杠杆资金。该法案加上后续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等诸多法案一起，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进步。

相比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体系，日韩都是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国的创新。研究表明，对于高科技密集的行业，股权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而信贷市场则相反。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欧洲，全球的IP市场份额，欧美是相当的，但全球技术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销售份额，欧洲大约是5%，美国是50%，即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大约是欧洲的十倍。欧盟委员会甚至还就此提出了“欧洲悖论”（European Paradox）：欧盟国家在顶级科学产出方面发挥着全球领先的作用，为何在将这种力量转化为创造财富的创新能力方面却落后了？

3、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径

政府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应该如何定位？

2017年1月，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在致奥巴马的公开报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长期领导地位》中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全球半导体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是基于政府和学术界的研究建立起来的；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需要，它的一些技术受到了高度限制；它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市场力量发挥着核心和关键作用，但是，在面对现有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应对其他国家实质性的产业政策时，仅仅依靠现有的市场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

PCAST认为，集成电路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本土半导体产业对创新和安全至关重要，一方面，美国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在人才、资金、税收和许可政策上给予支持，政府、行业和学术界需要通力合作，继续推动尖端领域的创新；另一方面，中国的半导体的崛起，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威胁”，建议政府对中国产业加以限制。

从美国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强调自由市场的国家，也认同半导体产业既需要“举国体制”，也需要市场经济。

具体来说，结合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性，比如：

政策层面的高度支持：日韩都是以举国之力发展半导体，美国在市场培育和研发支持上也下了很多功夫，甚至一度大搞美日贸易战。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却比较多变，最早的政策支持IDM模式，直到2000年，18号文的发布才正式确定要垂直一体化发展半导体的战略，错过了半导体最好的“举国体制”的阶段。

持续、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层面，中国的投入都无法望美国项背。从1999年到2019年，美国芯片上市公司资金总投入将近9000亿美金，而中国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加起来也就3000多亿人民币。2020年，中芯国际的研发投入是6.77亿美金，英特尔是135.56亿美金；2007年，中芯国际的研发投入是9703万美金，英特尔是57.55亿美金。

卓越的企业家精神：英特尔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三星的李秉哲和李健熙父子，台积电的张忠谋，英伟达的黄仁勋，都深刻地诠释了何为“一将顶一师”，是这些伟大的企业家在引领产业和企业向前发展。

我们也能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比较中，看到引领者和追赶者的不同发展思路。美国更加注重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与竞争环境，因此，在半导体行业中，美国的企业更具生命力和活力，更有“后劲”，因为这种动力是企业内生的，是源源不绝的。

半导体产业的特点是投资重、周期长、壁垒高，因此特别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市场创造、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在中国已经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不依靠举国体制是不可能的发展起来的。当然，举国体制也有利有弊，如果用不好，会影响资源分配，不利于小企业的成长，而且可能引起国有资产的低效滥用，也无法确保创新方向的正确性。

在具体问题的决策上，不能认为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先见之明；‍‍‍‍企业家也未必有先见之明，但无数个企业家在市场上拼杀决出的胜利者，拿着的就一定是正确答案。

企业家才是创新的主体，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就做不起来。民营企业家已经从体制和机制上证明了自己更具企业家精神，更有创新敏感性和驱动力，但是民营企业的资金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从海内外经验来看，合适的方式是国家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加上民营资本孵化。一方面要善用资本市场，扶持新企业，形成大大小小企业竞相竞争开发的‍‍局面；另一方面要确立主体，明确责任，培育企业家精神，减少公司治理问题。

德鲁克很早就指出，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所以我们不仅要投入资源，还要找到最好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即便从日、韩、台的经验来看，也是敢于支持民营经济和杰出企业家。

关于举国体制问题，还有颇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如果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视作“举国体制的1.0版本”，那么市场经济与产业政策并举的所谓“中国模式”，可以视为“举国体制的2.0版本”。现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世界第二了，下一个发展阶段，举国2.0还能发挥同等的作用吗？它能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吗？

1、从追逐战到走迷宫，创新的角色转换

在追赶阶段和引领阶段，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说应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在追赶阶段，有现成的方向与成熟的路径为参照，政府可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实现超高速增长。然而，当赶上之后，从跟随者变成引领者，政府就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如果要自主在未来无数的可能性中选择出正确的那一个，就变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纵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只能“拔剑四顾心茫然”。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无数个体在利益驱动下，进行无数次的试错，才更有可能走出最高效的道路。

跟随和复制是容易的，比如亚马逊做云计算，阿里也做云计算，‍‍谷歌做自动驾驶，百度也做自动驾驶，别人在走迷宫你在追逐跑，可以省很多工夫，但总有一天，你也得自己走迷宫，这就是华为所说的进入“无人区”。

作为最成功的赶超案例，日本变身引领者后，因循同样的套路，也没能再现过往的成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实现半导体存储器全球领先后，为了在信息技术领域也超越美国，于1982年提出了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目标是开发出具有大规模并行计算与人工智能等能力的新一代计算机，并举全国之力投入了巨资开始实施。计划的技术目标很清晰，但设计思想并不完善，步子也迈得太大，10年后，计划宣告失败。而同期在美国，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Macintosh电脑，首次将图形用户界面广泛应用到个人计算机之上。如今，日本的整个计算机行业‍‍和互联网‍‍行业都全面落后于美国。

前苏联在“无人区”也没有找到出口。前苏联在半导体的起步阶段与美国差距极小，他们拥有全世界素质最高数量最多的科研人才，其研发费用占GDP比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然而他们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出了问题。基于对核战爆发的考虑，以及资金总量的限制，苏联放弃了自己认为不适合核战争的高精尖集成电路方向，举国之力开始研发微型电真空器件，而剩余的半导体研究仅由一个院士来领导，这样，一个人决定了整个国家集成电路的未来。最终苏联在微型电真空器件领域非常成功，但半导体行业却被通过全面探索找对了方向的美国甩在了身后。

所以，中国的下一步，一定要完成从赶超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在赶超阶段，我们做的是从1到100的工作，而作为引领者，我们要做到从0到1的原始创新。而这正是我们与美国最大的差距所在。

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还是以追赶型创新为主，很多是建立在别人原始创新基础上的再创造，是在别人的根茎上催生自己的花，花朵再漂亮，我们也必须长出自己的根茎来。

中国现在在面向市场的实验开发投入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基础研究支出还不到美国的30%，应用研究支出也不到50%，所以中国的原始创新依然是任重道远。

2、举国体制3.0：建立企业家社会

前面讲了很多投入，但是创新远非物质层面就能概括的，有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真正决定了创新的发展，那就是企业家精神。

早在一百年多年前，“创新之父”熊彼特就指出，“创新”不仅是指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更是指把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企业家的成批出现和创新驱动，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信贷，由此将生产要素托付给企业家去支配并进行创新发展，进而成为经济发展要素的一种。

德鲁克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美国不会像欧洲和日本一样陷入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因为美国拥有一种崭新的企业家经济。是无数高速成长的中小型企业，而不是那些500强大公司，解决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企业家社会，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

而埃德蒙·费尔普斯则将创新的人群进一步扩大到草根阶层，提出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是无处不在且深入底层的自主创新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因此草根阶层的活力对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极其关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师们认知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人群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举国体制”的问题—— “举国”，“举”的到底是什么“国”？

1.0版本的“国”，只包括少数政策制定者和精英，大部分人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不需要思考的螺丝钉。

2.0版本的“国”，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由“边缘力量”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3.0版本的“国”，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成为创新的有力分子，共同构造一个德鲁克愿景中的“企业家社会”。它要求所有机构的管理者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种正常、不间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而每个个体都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与自我发展。在企业家社会中，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都将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并因此实现持续的创新与繁荣。

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与企业家，还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许成钢等人的研究很早就表明，中国过去的成功发展与其他国家的普遍规律是一致的，即，私有企业的绩效超越国有企业，这既不是奇迹，也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模式。

而韩国学者Keun Lee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显示，相较于外企或国企，民企拥有更强的利用制度的动机和能力，当制度处于低水平或发展初期时，民企的生产率水平落后于外企或国企，然而随着制度的发展，民企逐渐赶上并超越了它们。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发展，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提高。

Keun Lee还指出，片面地促进制度发展或民企企业家精神发展都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这两个因素往往是共同发展的。一方面，没有健全的制度，民营企业就无法繁荣；另一方面，除非民营企业能够从这种制度发展中获益，否则这种制度发展是无用的。

因此，如何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成为举国体制3.0版本的核心命题。举国体制的3.0版本下，经济上应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政治上应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要通过建立良好的产权机制，保护企业家精神，从而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

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能动性，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成为我们的核心议题。

激励机制当然是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和苏联，苏联给科学家发什么？勋章和黄油。中国发什么？上市公司。这个方法肯定比前苏联要进步得多，因为它能极大的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潜能。创新发展到成熟阶段，已经不完全是靠兴趣和使命感，而更需要激励。最好的激励方式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市。我们看到，科创板给无数的科学家发上市公司，很多科学家成了几十亿、几百亿的财富拥有者。当然，有了这么多财富，企业家不见得都是消费了，他们做了捐赠，办了大学，他们有自己的情怀和抱负，像这次参加我们年会的韦尔股份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一次就捐了200亿，要在家乡建设一所理工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但是给科学家发上市公司，我们就一定优于苏联吗？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1961年第一次把人类送入了太空，当时它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在长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了。为什么？

整个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需要学习优秀国家的经验，但是因为各种变量因素，经济能否持续引爆还有很多不可测的变量。

法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一个良好的产权机制对经济影响深刻。

诺斯始终问一个最终的问题：如果没有正式的，基于法治的合同和制度安排，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长期来看产权在中国是安全的吗？中国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吗？

我相信，举国体制3.0的中国，一定拥有一个良好的法治体系和产权保护机制，这个问题不会存在太久。

最后回到我们投资机构。金融行业的社会价值，在社会上并不太容易被认可，即使是巴菲特这样以“价值投资”著称的投资家也难以免于质疑，马斯克批评他的工作“很无聊”。我的家人也曾经打趣我：“你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呢，无非是帮有钱人再挣多一点钱。”甚至还有一些“灵魂拷问”：你能让后人记住你什么呢？

这确实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我想先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简单地说，借用马斯克的一句话，“活着，为改变世界而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