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6 陶涛 浏览次数:
“并购投资的价值创造的核心就是:提升企业管理,加速内生增长,通过与产业方的战略合作或产业并购,实现协同效应,最后通过资本市场扩大战果。”
从2018年开始,随着资管新规、金融去杠杆的推进,以及科创板的推出和注册制的施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进入了快速变革期。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行业格局日益成熟,传统的以金融工程为中心的盈利模式愈发受到挑战,“坐享其成”式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中国的PE行业已经进入了靠赋能才能创造佳绩的时代,基金只有具备更强的赋能能力,才有可能从整合大潮中脱颖而出。
而在各种赋能方式中,并购作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皇冠上的明珠”,对于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日益成为机构重点发展的业务。在国外成熟市场,并购基金是各大机构的核心业务,已占据整个行业的半壁江山,然而在中国却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中基协数据,截至2018年末,已备案并购基金规模为15053.96亿元,在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占比只有17.28%。同时,国外成熟的并购基金通常都会备齐资深职业经理人和管理丰富的企业家,而中国的并购从业人员仍以金融背景为主,具备管理背景的比例很少,专业性上也有所欠缺。
因此,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通过并购赋能企业,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给投资人带来良好回报,成为了我们新一代中国青年投资人的使命。
为此,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特别邀请到了基石资本合伙人陶涛,也是“2018 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获奖者,为青年投资者介绍他的并购赋能经验。陶涛先生具有15年股权投资和企业管理经验,加入基石资本后曾先后操刀了山河智能、华昌达、埃夫特等所投企业的并购项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赋能的前提:集中投资、重点服务
不同于大多数创投机构偏好的是尽可能多地在热点赛道上投资更多的项目,陶涛所在的基石资本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奇葩”:从业近20年,基石资本累计管理了500亿规模的基金,投资的项目却只有130多个,单个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近1亿元,70%的项目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大部分为领投或独投,3/4的项目派驻董事,同时管理团队主要基金跟投比例超过10%。
对此,陶涛表示,“集中投资、重点服务”是基石资本的核心投资理念之一,它为基金赋能企业提供了必要性、可能性和胜任性。
一是“必要性”,大额度的投资是基金从事投后管理的意愿和动力。此外,基石还通过业内少有的团队大比例强制跟投机制,保证了管理人与其他出资人的利益高度一致,以及与企业业绩的高度挂钩。
二是“可能性”,基金必须拥有足够的占股比例,才能保证自身的话语权,真正去影响企业家,避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
三是“胜任性”,即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胜任性的核心是专业性,而拥有足够专业能力的投后管理人才是极为有限的,只有把他们有限的精力聚焦在少数重点项目上,才能管精、管细,反之每个项目都只能浅尝辄止。
陶涛表示,投后管理的重要性已为机构所公认,实践的机构还不多,本质上还是因为能力不足,因此,基金必须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以基石为例,我们投后管理团队的规模在整个投资团队中大概占到一半以上,而且大多是具有多年相关产业经验和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二、赋能的实操:从投资者到企业家
在基石资本的投后管理中,协助企业并购是最重要的赋能方式方式之一,而陶涛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山河智能到华昌达,再到埃夫特,陶涛对并购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对并购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现已进入到控股式并购的新阶段,完成了从单纯的投资者到身兼投资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的转变。
陶涛在并购战场上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是帮助山河智能并购了一家美国航空发动机企业——美国三角鹰发动机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成立于1999年,是由中南大学何清华教授创办的国际性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基石资本看中山河智能在液压静力压桩机等技术上的独到创新,同时从产业周期的角度,看好机械行业在中国城市化大潮中的发展前景,因此于2004年对其进行了投资。2006年,山河智能上市,基石资本收获逾百倍回报。
山河智能上市后,陶涛曾于2007至2013年间出任董事。2010年,山河智能开始谋求突破,他们瞄准了在轻型飞机的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上具有独特技术的美国三角鹰公司。“这个项目的亮点是,他们发动机使用的燃料是航空柴油,而不是常见的含铅航空汽油,相比之下具有功重比高、经济、环保、取材方便等优势,既有军用的潜力,也有民用的机会。”陶涛说。
考虑到这个项目处于研发早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陶涛帮助山河智能设计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陶涛设计了一个交易架构,让对方公司向山河智能发行可转债,再把它的专利质押过来,发展得好山河智能就进行转股,发展得不及预期可以要求其赎回债券。
据披露,在这一交易中,山河智能出资1397.4万元(占股51%)设立了湖南山河航空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并通过该子公司向三角鹰公司提供200万美元贷款,期限三年,年利率8%,贷款本息按协议可转换为三角鹰公司的股权。此外,按照交易方案,山河智能还拥有该发动机的全球独家生产权。这个并购使得山河智能在通用航空领域掌握了核心的技术。
在山河智能项目上小试牛刀后,陶涛在华昌达项目上更是大展身手。华昌达是国内汽车及工程机械等行业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总承包商,基石资本于2010年9月投资入股华昌达,之后为其操刀了境内外多起并购,从选择标的到并购实施再到并购后整合,陶涛皆参与其中,并发挥关键作用。
华昌达于2011年上市,之后很快遭遇行业拐点,业绩一直处于下滑状态,2013年,华昌达营业收入2.12亿元,同比下滑15.3%,净利润1719万元,同比下滑45%。虽然当时基石资本已经成功盈利,但从基石资本的角度考虑,上市并不是服务的结束,而是新一轮服务的开始,因此依然积极协助华昌达进行境内外持续并购。陶涛与华昌达就并购战略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他们最终确立了智能自动化的大方向,重点聚焦于白车身机器人集成应用领域。
因此,2014年,基石资本为华昌达选择了国内机器人应用龙头企业德梅柯,并帮助其完成了并购。华昌达得以强化了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业务,业绩也大幅上涨:华昌达收入增长至4.37亿元,同比增长106.04%,归母净利润增长至4913万元,同比增长185.8%。
2015年,基石资本又协助华昌达以5350万美元收购美国智能汽车装备企业DMW。DMW是美国本土最具规模的汽车智能装备系统集成商之一,主要客户包括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丰田、尼桑、特斯拉等,华昌达由此晋升国内机器人系统集成巨头。
收购完成后,华昌达2016年的收入增长至22.63亿元,净利润增长至1.16亿元。
2016年,基石资本再协助华昌达的经营团队完成了对主营自动化生产系统的加拿大公司Valiant-TMS的并购,金额达3亿美元。华昌达加上Valiant-TMS的组合已经位列世界一线的汽车自动化阵营。
在华昌达海外并购项目上的成功经验,让基石资本的并购能力得到了很大锻炼,基石资本从中展现出的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专业度、在跨境并购领域的实操能力,更是在之后帮助其赢得了国内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埃夫特的青睐。
2016年,埃夫特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规模和实力,计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基石资本给予了其资金和资源支持,陶涛则在各个并购关键环节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首先是标的选择。埃夫特希望对方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最好是在汽车领域拥有核心技术,有较为高端的下游客户,还要有一定规模的盈利,据此,陶涛为其在基石资本的标的池中筛选出了意大利WFC集团。WFC集团成立于1980年代,是业内领先的汽车装备和机器人系统集成商,拥有白车身焊装系统集成20余年的项目经验和核心技术,是菲亚特克莱斯勒、大众、雷诺、通用等知名整车企业的一级供应商,在各方面都符合埃夫特的要求。
其次是项目尽调。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基石资本协助埃夫特开始了对WFC集团历时8个月的尽调。尽调范围涵盖管理层、业务、技术、客户、财务、法律等各个方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工业机器人行业存在极高的行业壁垒,基石资本颇费周折地邀请到了库卡原CEO及原CFO担任本次尽调的顾问。“库卡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它的前任CEO和CFO在该领域的权威性自然不用说,有他们做顾问,尽调的可信度就得到了极大的保证。”陶涛说道,“经过这么详实的尽调与论证之后,埃夫特和我们心里都已经非常有谱了。”
再次是并购谈判和交易架构的设计。在并购谈判中,在深入沟通增进互信的前提下,陶涛和埃夫特团队通过向对方展现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中外市场的估值差距等方式,说服WFC集团实控人同意交易,并反投埃夫特。基石团队还于其中展现了强大的估值谈判能力,以极低的市盈率收购了这家持续盈利的企业。对于交易架构,考虑到国家外汇出境的流程,基石资本选择了先对埃夫特增资,再由埃夫特以增资所获资金走外汇审批流程的方式,成功克服了跨境并购的难点。
2017年9月,收购完成。埃夫特将能借助WFC多年积累的白车身焊接系统方案的技术、品牌影响力及客户关系,在国内拓展高端本土车厂以及合资车厂,结合机器人国产化的成本优势,带来明显的协同效应。目前,埃夫特已申报科创板,基石资本也将持续为其提供服务。
经过多年帮助企业并购的经验积累,基石资本正式进入了并购的2.0阶段——控股式并购。控股式并购对基金的行业理解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给予了基金获取更多超额收益的机会,3G资本、KKR、黑石等国际巨头均为此中翘楚。
基石资本在2004年即开始探索控股型的投资并购,近15年的实践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只投熟悉的领域、与公司管理团队高度绑定、深度参加企业运营、通过行业协同获得效率提升以外的更多收益。
从2016年起,基石资本重点运作了全亿健康与爱卡汽车两个项目。其中,连锁药房企业全亿健康,在三年时间内,从0开始进入行业前十,目前门店数量已近2000家,销售额约60亿。
而陶涛目前重点推进的则是汽车门户网站爱卡汽车的项目,现在担任了爱卡汽车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上任后,陶涛领导基石资本派出的一整个具有资深产业和管理背景团队,支持爱卡的公司管理团队在企业战略、管理架构、业务运营、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特别是帮助爱卡在汽车后市场积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与梳理,“整个汽车消费链条——看车、选车、买车、用车、卖车——每个环节都存在重大机会,其中又有很多的细分场景,这背后都会有各种金融、保险的机会”。
如今,爱卡汽车已经完成了“汽车兴趣社交平台“和”汽车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的双平台业务搭建,并正在探索与广汇汽车等合作方在线上线下融合方面的更多探索。更进一步,爱卡汽车团队已经针对汽车后市场消费者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聚焦爱卡汽车的社区优势,通过各类线上线下车友会活动的组织来增强用户黏性,一方面拓展车主资源,另一方面加大在90后群体和4-6线城市的用户基础。经过努力,爱卡汽车的盈利能力已大大提升。
“并购投资的价值创造的核心就是:提升企业管理,加速内生增长,通过与产业方的战略合作或产业并购,实现协同效应,最后通过资本市场扩大战果。”陶涛总结。
三、时代变迁,青年投资者路在何方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使得中国的主要行业,哪怕是代表经济发展动力方向的新经济、先进制造等行业,都不再存在一个粗放发展的“黄金时代”。完善公司治理的能力、精细化运营企业的能力、在企业所有涉及核心竞争力的领域进行布局和长期投资的能力、对全球主要构成行业成功要素的关键资源的获取能力,都是优秀企业所必须,也是投资机构未来胜出所必须的赋能能力。
对于青年投资者来说,若要更好的适应PE的赋能时代,就不能单纯满足于自身“投资者”的身份,而应把自己同时定位为一个“企业家”,以价值创造能力为核心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建设,成为同时具备金融、管理和产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企业、基金、国家以及自身价值的成功跃升。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