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8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CDR6月6日深夜,证监会正式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CDR落地细则,CDR发行制度层面规章制度基本到位。基石资本管理合伙人陶涛认为,包括存托凭证在内的制度安排很细致具体,并对长期存在的VIE结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梳理,创新试点企业的基本要求遵循了市场化原则,打破了条条框框,而选取标准和选取机制严格有序,保荐责任和信息披露要求更高。
陶涛表示,存托凭证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非常意义深远的制度。美国资本市场吸引国外优质企业上市,就是运用的存托凭证制度,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取代欧洲掌握了全球企业资产的定价权。中国的存托凭证制度,短期将吸引在美国等地上市的中国优质企业回归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及定价,中期会吸引在中国业务占比较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亮相,从长远看,则有助于吸引全球优秀的企业借助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参与全球企业的定价等方面都有深远的意义。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
陶涛表示,一系列文件出台,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开门迎接新经济“独角兽”。独角兽的成长性在于需求端有真实的大的需求,核心竞争力上有护城河,有技术和产品优势,企业管理水平高,靠管理能力落地转化为市场份额。VC/PE机构的投资水平和业绩,也会因为这次的独角兽政策,而出现分化。
陶涛认为,基石资本不会因为这次的政策进行投资策略的调整,乃至团队或组织体系的调整。尽管基石资本已经投入了像商汤科技、柔宇科技这样的独角兽企业,但除了常规的选股体系外,基石资本一贯看重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和企业体系。基石资本通常不追风口,因为风口是容易变化的,赛道是拥挤的,基石资本投的是活生生的企业家和人,因此,遵循常识投资,判断挖掘优秀的企业家而不是猜测、打赌一家企业是否有“兽”相,将是基石资本的持之以恒的做法。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屈红燕)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