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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资本董事长张维出席私募股权及并购百人论坛

2017.05.11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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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内最顶尖的私募股权大佬都在看好什么?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风口何在?行业发展的痛点何在?2017年5月9日,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主办,全联并购公会、基石资本等四家专委会单位协办的“私募股权及并购百人论坛”在上海举行。做为百人论坛的首场,围绕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大环境下并购重组的发展进行讨论,并聚焦当前并购市场的关注领域。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受邀参会并参与了“A股并购市场的机遇与挑战”的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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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张维的发言摘录:

张维:在我看来投资就是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综合企业各方面的因素,对企业的成长性做一个判断。具有成长性的企业才能穿越政策的波动。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去发行过慢,今天是过快,是一个政策市场。对企业成长性判断的第一个要素,是从产业竞争结构、发展趋势、自身竞争优势、公司治理等方面出发做一个判断。第二,你对它的估值做一个判断,究竟值多少钱。我把估值和成长性稍微展开一点,企业竞争优势和财务大家都会去看,我们基石资本看得更多的是企业的组织体系、公司治理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更容易穿越经济周期和产业周期,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当然你通过反复多次的尽调和交流是可以看出一些东西的。

举个例子,90年代任正非说华为进入到通信设备领域是基于无知,他当时不知道全世界的巨头已经那么强大了,比如爱立信、诺基亚,而他们只能做一些小型的交换机,就进入了这个领域。华为当时处于这样的产业周期,华为的成长靠的是组织体系和企业家精神。华为现在有8万人持有股权,没有好的组织体系是支撑不起来的。20多年前,华为营业收入还不高的时候就花几亿做管理咨询,全世界各大管理咨询公司都在华为待过,今天华为的各个层面依然在做管理咨询。

华为的成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的组织体系是必须的,如果你不这样是没有办法支撑一个庞大的销售收入的体系。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精神。华为领导者具有坚韧不拔、颠覆自我、打破常规的精神,所以华为能够凤凰涅盘。这些东西代表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能用常规的规则把企业官僚化了,我们要有能力、执行力,把公司的资源聚焦在未来的战略领域,华为不仅在通信设备领域取得了成功,在终端数码产品消费上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我为什么举华为的例子呢?华为这种企业耳熟能详。

我们有项目给我们创造了百倍回报,这些企业也有企业家精神和组织体系建设。比如你说这个企业家是有胸怀的,但是如果他唯利是图就不是有胸怀。如果这个公司的股权绝大部分是你的,你的团队没有股权,你说你有胸怀,别人也会打一个问号。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任正非自己只占1.4%的股权,你通过多层面的考察可以看到企业的成长性和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它的组织体系是重要的,它不是靠一个场景单刀突破取得成功的。中国靠一个场景单刀突破在营销方式上取得成功的企业,很快跨掉的比比皆是,并不能支持企业长远的发展。这是我们对成长性的不同看法。

第二,谈一下我对估值的不同看法。我在香港见到一个全国前几名的做二级市场投资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很多人专门飞到香港来买包,因为普拉达、LV的包在香港买要便宜30%,他说香港的股票只相当于大陆的5折,你们应该买香港的股票。我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在想,如果你做市场营销是可以的,可以拿这个话作为市场营销,但是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香港的市场和大陆的市场是不一样的,投资依据不同的市场套现,基于IPO套现和基于换股上市套现,投资逻辑都不一样,因为在回报上带来的差异是巨大的。每个人都认为有差异,但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样的差异是巨大和颠覆性的,这个是理解上的差别。

我们几乎没有投过一家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如果有投资基本上都是从外面买回来放到国内,因为估值体系不一样。香港、中国大陆和美国的资本市场的估值体系的差异主要是监管体系和投资者结构。大家看到监管体系在变,包括发行节奏。还有投资者结构,经过几十年的演化,香港和美国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结构导致了换手率,过去5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的换手率是美国的4、5倍,是香港市场的5、6倍。同样的东西不同的换手率,代表了不同的估值,这是我们对估值的根本性的看法。如果一个企业IPO上市能够取得5倍回报,换股上市可以取得2.5倍回报。我们很注重退出方式,对于不同区域市场上市和不同的上市方式已经做出判断和选择,我们有高达42%的退出率;对于企业成长的判断和企业组织方式的判断,我们也在不断总结和学习过程当中。

机会、机遇永远都存在,我们的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甚至与行业无关,你投的不是一个赛道,你投的是那些企业家。有些大的机会大家都可以看到,比如跨国收购,不管外汇怎么管制,跨国收购都有未来十年的投资黄金期。不仅是收购这些高技术企业,也包括收购国外的品牌企业甚至收购国外的市场,这是收购兼并投资的长道,无论外汇怎么管制,中国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和国际化,这都是一个必由之路。国企改革大家认为是投资机会,对于资本来说,我们不投那些管理层不持有股权的国企混改,这是假混改,国企改革的核心还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有一定的股权。如果把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引入一些外部投资人就认为是转变机制了,我很难相信,尽管它的财富在增长,但并没有转变它的机制。大家看到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非常清晰,上市的国有企业和上市的民营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去除掉非金融机构后的国有资产存量约140万亿,总资产回报率不到2%,大量低效的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构成了严重的拖累,国企混改的机会还是要关注它的公司治理,这是一个投资的很重要的问题。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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