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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追寻企业家精神,用创新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2017.04.19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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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

摘要:

任何人,在任何处境之下,都可以采用一些企业家的创新方法来解决复杂、棘手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一些用效果来证明动机的事情来。


4月8日,在基石资本2017年投资人年会上,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发表了题为《投资人的使命和未来》的主题演讲。以下内容为演讲的摘录之六,也是该演讲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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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模式最初是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率先采用的,它们开启了某种现代金融之旅,确立起世界霸主地位。与荷兰比,英国也是最终形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并真正把股权融资模式做成功的国家。在17世纪,英国成功确立了全球霸权的地位,然后,美国又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美元霸权取代了英国的全球霸权模式。硅谷的高科技企业驻扎形成了技术与人才的外溢,进而,美国通过对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高度支持,从全球吸纳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使之在硅谷形成集聚,最终造就了硅谷模式的成功,并使之成为了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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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也终于在1978年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觉醒,真正进入了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中国进入了公司化时代。从过去以家庭为主的封建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属于“公司”的社会,利用公司或企业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财富的创造。过去,我们的公司是行政型公司,而现在则是一个企业型公司;过去的公司以国有居多,现在上市公司特别是民营上市公司则占据了更大的比例。这昭示着中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不再瞎折腾、走弯路,中国社会就会成为公司型社会,这是一种趋势,是社会的真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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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投资人的使命就在于,要不断追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基石资本投资成功的一些项目中,企业家精神的确在引领企业成长。通过我们对这些企业组织体系反复的、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发现,唯有企业家精神才是投资者获得百倍回报的根源。不难分析,如果一个企业仅仅表示要吸纳人才,但是事实上它的股权都是企业主自己的,那就不过是“忽悠”而已。没有胸怀去分享企业的股权,还谈什么吸纳人才呢?真正优秀的企业,整个团队都是要持有股份的。所以,我们不投管理层不持股的国企,这是通过深刻的教训得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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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谈到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我们眼中,诸如中石化销售公司这样的企业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的管理层没有股权,外部投资人持有的股权也很低。国企混改要想真正到位,一定要让优秀的企业家拥有一定的股权,要激发和保护他的企业家精神。这是我们跟很多管理层不持股的国有上市公司谈判的核心焦点。所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帮助国企的企业家重获企业家精神。

杰出的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曾经说过,在经济的增长中,要保证有创造力的人更有钱。而公私合营、“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的经济思想,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我们大大高估了物质性资本,严重低估了创造性资本所带来的决定性和根本性作用,使有创造力的人的权益被严重剥夺了。但事实上,真正的财富不应该是一堆商品,而应该是观念流。


一、向伟大的公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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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能够向伟大的公司学习。我认为,伟大的公司大致有四个特点:首先是大。如果你不能做大做强,仅仅开一个理发店,那即便天天学习雷锋精神也影响不大;第二是要有持续盈利的能力;第三是创新能力;第四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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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企业想要被冠以“伟大”二字并不容易。比如国内一个著名的搜索引擎,从形式到内容主要来自于模仿。它的竞价排名使用户搜出来的都是商业广告,而且还不能保证真实性,这样的企业很难受到尊重。幸运的是,恰逢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它可以在模仿GOOGLE的路上再走十几年。但是,伟大的公司不仅仅是规模和盈利能力,还必须要有创新,要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工农中建、三桶油都是伟大的企业。

当然,如果企业不能持续盈利,不能持续成长,那么最终也只能轰然倒塌,或者被肢解掉。这个时候谈社会责任,自然也是空谈。所以,最终只有创新是“硬道理”。比如华为,从模仿到进入创新,一直到进入了所谓的无人区,是创新能力支撑着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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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谓的社会责任,很容易变成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呢?我想,第一个层面就是善待你的投资人、善待你的员工、善待你的客户。企业首先负有对他们的负责,这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第二,企业可以在属地社区尽到本份,不做害人精、拒绝有毒产品、不去制假卖假。在一个毒产品横行的社会,企业很难尽到社会责任。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能躲过追查就躲过去,躲不过去只好破产。这是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的表现。而社会责任不是抽象的概念,因为企业是社会中的基本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仅拥有经济功能,还拥有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功能。这是德鲁克思想的精髓所在。


二、追寻产融资本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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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追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美好融合。张维迎说,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而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体。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也不可能替代资本家。无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我们都应该深刻地理解公司治理问题。如果疏忽了这一点,所有的收购兼并将无法获得成功。而这些原则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它必须建立在深刻的认知之上,必须要系统地、正面地面对它。


三、用企业家精神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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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我们的年会邀请函上,我们提出,要想让中国走出迷雾,唯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观点源自德鲁克,因为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波动,是因为众多小企业通过创新、创业,解决了就业和GDP增长的问题,烫平了经济波动。据他分析,世界500强企业的增长有限,但中小企业的增长是巨量的,它们的不断涌现和成长解决了美国的就业和GDP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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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到了彭剑峰教授的一篇长文,谈到德鲁克先生试图用企业的思维和视角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德鲁克不完全是一名管理学家,他同时也是一名社会学家和一个思想家。他不仅对管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对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也怀有莫大的抱负。德鲁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观点是:“企业家社会”是以创新的渐进方式,而不是以革命暴力、破坏的方式,在实现社会发展改进的同时延续文化文明的传承,从而保持稳定运转的一个社会。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最终建立起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这个观念最好被中国政府高层接受,有关这个观点更深入的看法,希望有机会能够得到彭剑峰教授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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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之所以对彭教授的这篇文章感同身受,我想讲两个关于建设企业家社会的故事。在甲午海战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在此期间,宜兰地区一度由西乡菊次郎来管理。在他上任之前,宜兰地区一直有一支农民军队,出于种种原因,曾长期坚持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作斗争。这导致日本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费大量经费来应对这种局面。那么,西乡菊次郎自接手这个地方之后,经过调查发现了症结所在,于是开始质疑原有的统治模式,并着手研究探索新的治理方法。

他发现,宜兰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丘陵地区,时常暴发洪灾。以此为契机,他找到了这支农民队伍的领袖林火水。他提出的谈判条件是,双方利用各自的专长,共同参与宜兰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消除洪灾隐患。同时,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与这支农民军的积怨一笔勾销。林火水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他同意了这个条件,并将农民军成功转型为协助西乡菊次郎修建庞大水利工程的骨干力量。据说,这一水利工程修建得非常成功,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由于这项工程功在千秋,当地的人为了感谢西乡菊次郎的功绩,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

这个案例给我的启示是,任何人,在任何处境之下,都可以采用一些企业家的创新方法来解决复杂、棘手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一些用效果来证明动机的事情来。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建设企业家社会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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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我刚刚从迪拜归来。与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迪拜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石油,它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所创造的财富只占到了GDP的5%。那么,是什么支撑了迪拜目前这种高速的发展呢?历史上,迪拜河曾经一度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船只通行。当时的酋长希望通过疏浚河道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那时,他们只有20万英镑,但这项工程的预算却为60万英镑。但是,他们深信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不惜到处借钱,迪拜河最终也得以疏通。因为这条河的畅通,迪拜逐渐取代了沙加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做这件事,需要企业家精神。

但是,在阿联酋的七个国家中,绝大部分石油出产于阿布扎比。所以,第十任迪拜酋长认为,发展石油经济无法支撑长期的增长需求,于是他决定在迪拜发展旅游、贸易和金融业。众所周知,迪拜是一个建立在沙漠边缘的城市。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干旱少水,冬季沙尘暴肆虐。在这种自然条件下,这位酋长对迪拜城市的未来定位无疑是令人震惊的。而且,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建构一座超乎所有人想象的超级城市,必然存在着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其长期巨额的投资风险与挑战也必然是极其巨大的。不出大部分人所料,当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时,迪拜也不能幸免,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但迪拜历任酋长力排众议,始终坚持了最初的规划。时至今日,迪拜已经从茫茫沙漠边缘的小小渔村摇身变为了一座世界级的梦幻之都。而我认为,支撑这个伟大梦想实施的基础,必然是它的领袖所拥有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我们要向所有优秀的企业家致敬。我特别要提到王石和郭台铭,社会对他们充满了争议,只关注绯闻,而忽视企业家,他们为整个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郭台铭,他通过大量的技术应用和经济生产,解决了100万人的就业,创造了1万亿元的营业收入。这值得全中国的制造业来学习。而如果中国社会涌现出千百万个这样的企业家,我想,或许能够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所以,基石资本的使命就是向这些有创新精神的伟大的组织学习。用创新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更大的使命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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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投资而言,它的一部分是科学,还有一部分是人文。在很多情况下,在法律边界尚不清晰的时候,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多的变数,也缺乏清晰的指引。但是,伦理、道德和人文情怀在约束和指引着我们,必能将基石资本打造成为一个有情怀、有理想、讲信义的投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动物。

当然,要想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还需要有另外的一种促进机制。包括思想家,如顾准,也包括小人物,比如,孙志刚之死推动废除了《外来人口收容遣送制度》,我们也要向他致敬。我想,这些都是中国前进的动力。

所以,我希望送给大家两句话:希望我们在十年之后回望前路,能够“莫畏宏观遮望眼,轻舟已过万重山”。

谢谢大家。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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