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在安徽省产业升级基金与马鞍山天使基金成立仪式暨基石大家课堂第九讲上，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发表了题为《创新创业社会的投资策略》的演讲，其中，第一部分演讲探讨驱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力量。以下为演讲实录：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用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讲，“每年都是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但是温家宝没有看到的是，2016年比过去更困难。

大家习惯了过去的高速增长，一旦增速降下来后，社会各种矛盾就显现出来了。在心理上，大家对现在的困难也缺乏认识。然而，大家需要意识到，过去那种高速增长已成过去，未来这种经济增长将是常态。

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究竟怎样？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那么你就只会盲目的移民和转移资产。现在不少人对中国比较悲观，这其中不少是在过去经济增长模式下取得财富的人，他们对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和企业运行遇到的困难无法理解，于是自然就悲观。不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即使是在经济学界，目前都还没有答案。

自由学派：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袁剑，《董事会》杂志主编，2008年写了《奇迹的黄昏》一书，影响力比较大，袁剑认为，中国过去采取近乎“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最终将中国经济和社会推入崩溃。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2008年正好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吴敬琏，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经常对中国的各种情况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火山口上。这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将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吴敬琏通过剖析“高铁奇迹”的真相指出，依靠国家的强力推动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目标，这种做法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尽管短期内可能营造出看起来颇为辉煌的政绩，但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既不可持续，又将造成严重后患。

吴敬琏代表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高铁并不像吴敬琏所说的那样，其实我们已经离不开高铁，在中国这么多人、面积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高铁确实是中国所需要的，因此，很多事情并不完全是自由派经济学家所批评的那样。

（图为经济学家吴敬琏）

张维迎，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代表，张维迎说，中国要市场逻辑，不要强盗逻辑，中国经济转型靠的不是周小川，而是柳传志。

其实张维迎这么说也不对，像周小川，在国家宏观调控方面，周小川始终要发挥作用。

除了中国国内，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的黄亚生，他出版了《“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

黄亚生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60、70年代的巴西和东南亚等地区，在投资、重商和GDP主义的支持下，出现了一个所谓“增长的奇迹”，但最后很快发现，增长只是昙花一现，随后陷入失去的十年。黄亚生认为，中国也会和拉美一样，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位非常有创建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御用经济学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很多人都在试图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林毅夫写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书，林毅夫试图解释，中国过去几千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的确不像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所讲，我们仅仅是依靠投资拉动。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存在所谓的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所谓3.0，就是我们还有比较优势，和发达国际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学习空间，我们还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释放活力。其实你仔细去理解林毅夫的观点会发现，他对中国经济的的理解是比较全面的。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通过结构化转型和制度创新还能实现20年的高速增长。

科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中国经济做出了最有意义的解释，他写了《变革中国》一书。

中国经济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别看这么多经济学家，但其实他们连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都不容易做到，经济学家的观点也经常有失偏颇。

大家可以看到，政府这只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改革，再到国企改革，然后到加入世贸（WTO），政府这只手在不断释放所谓的政策空间、制度空间和改革红利，过去30年，政府一直在做这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中国的很多改革是没办法启动的。再者，中国民营经济，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税收、就业和经济增长，过去是这样，未来还是这样。

所以，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并存、并行的改革（官方领导和发起的改革和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的改革），中国经济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并不是张维迎所说的“我们只需要市场这一只手”，其实是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都需要，这正是科斯的杰出观点。

彭剑锋，杰出的管理学家，20年前，彭剑锋和他的团队起草了《华为基本法》，他们指导了一批这样的杰出企业，包括美的、TCL、海尔、阿里，温氏等，这其中以华为最具代表性。

其实，经济学家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数字，与我们做投资、做咨询管理的人面对活生生的企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接触到大量的企业，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企业是如何值得期待，如何值得投资，它未来的发展规划是怎样的，它为什么会在现有的格局中胜出。

当你面对活生生的企业和面对冷冰冰的数字，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中国还有无数的企业，怀着无尽的激情在创业、在奋斗。

大前研一，日本最杰出的管理学家，他曾提出中国崩溃论，不过后来他认识到错了。2002年，他写了《中国，出租中》，他认为，未来十年对于全世界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也就是说，中国崩溃论，长期存在，不是说今天，也不是说2000年，也不是2008年，有些人长期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错了。

目前，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在体制内，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像楼继伟、周小川，他们都是典型的市场派政府官员。在今年2月份，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说，“我们不能距离悬崖一米再改革，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空间了”；“越推迟结构性改革,改革空间越小,别等到站在悬崖边再改革”。

在去年4月份，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的演讲上说，中国面临经济下行、民生问题、社会矛盾，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作为一个财长这么讲，可能还不是五五开，他总不至于说跨不过去，如果这么讲，他可能就犯政治错误了，他这么讲，其实是非常担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依然存在的，我们可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陷入停滞阶段，我们的人均GDP徘徊在8000多美元而不再增长。

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什么？其实，只说了一个问题，即市场决定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方面面的改革，至少今天来看，依然是需要贯穿始终的，我们今天要做的供给侧改革，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包括了供给侧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讲的内容是什么？限制公权力。我们的政府力量太强大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垄断和管制限制了很多行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

上述内容是楼继伟的观点，在看楼继伟的观点之前，我也想到了这些话，我上网一搜，楼部长早就说了，有些不谋而合。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李克强非常推崇《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这本书，作者是82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06年）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菲尔普斯是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新华都商学院的首任院长。菲尔普斯在分析了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后认为，来自底层无所不在的创新熨平了经济的波动。同时，这种创新不仅对经济、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有利，还对自我实现和个人影响也非常有意义。因此，李克强总理多次推荐这本书。

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遭遇了很多批评，批评的人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但是我认为，大家误解了李克强总理的意思，创业未必每个人都会如马云、马化腾那么高大上。简单来讲，我贷款买一辆车跑运输，这算创业，如果你通过技术突破，或者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么你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创业。其实，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基础创新和突破，正是这种精神，它熨平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波动。

那么，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一是政府的重商主义与GDP导向。二是中国人的勤奋和实用主义，对财富的渴求。

就以上两点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官员头上就三个字——GDP，中国老百姓头上四个字——发家致富，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重农抑商，我们对商业一直是抑制的，但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从上到下，对经济是高度重视的。

三是完备的中国制造业体系和丰沛的高等教育人才，以金砖四国为例，俄罗斯、巴西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印度需要12亿部手机，但是它的生产量是几乎为零,而这些产品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已经主导了全球的手机产业链，这其中又主要集中于中国一个区域，就是深圳的华强北。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学习发达国家，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司法制度等。五是民营经济发展成气候，全民创业意识觉醒；六是限制公权力，拆除制度藩篱和体制障碍，政治开明。如果上述这些因素存在，中国经济依然有继续前行和增长的动力。

我们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存在较大的空间，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目前中国社会的融资结构，是由银行绝对主导，这个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底层民生创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们才需要推广普惠金融，这也是为何出现了那么多骗子的原因，而国家一开始并没有严管，如果一开始就抓，也很容易把真正做事情的企业灭了。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过去5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远远滞后于实际需求，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IPO募资约1500亿元，而再融资是1.3万亿元，再融资中不乏大量劣质公司的再融资，而外面还有700多家企业在排队IPO，在这种情况下，也导致了壳资源的爆炒，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壳公司价值几个亿，到现在，壳公司最便宜的也在30多亿元，壳资源如此之贵，这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的羞辱，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监管层的思路是混乱的，十几年来，监管层都没有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总是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忽悠。

我仅仅举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还存在释放制度红利的空间。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