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世纪后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呼唤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中国增长奇迹则建构了“中国模式”之论。

中国这几十年来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不断演化。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与此相对应的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主要是指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指导拉美国家的改革。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存在许多问题，但“北京共识”提出仅仅几年，中国在经济上就遭遇了很大的危机。是否有 “中国模式”？如果说有，从所谓“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这种高度社会管控下的强政府调控和适度的市场经济，究竟能不能持续呢？这些都是当下大众讨论的热点，比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更为深刻。

近几年，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我相信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焦虑的。秦晓提出了激进与保守——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路径选择的悖论；而研究中国问题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对中国，对新权威主义的国家，先发展经济，再建设社会，最后投入到真正的体制改革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持有一种不左不右的想法。这些人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都有自己的思考，也有他们认为很焦虑的一面。

中国的崛起也引起西方国家的集体焦虑。因为中国的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不同，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是会走怎样的道路、会怎么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将如何肩负起全球化的责任，西方感到不确定，感到不安，感到焦虑。是否存在可复制的“中国模式”，美国衰落后的世界秩序如何构建？精研中国革命史的土耳其裔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推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立足中国的思想氛围，对知识界百年变革作批判之思。

中国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看法，在21世纪前十年刚刚过去的时间点上，“我们目击、我们所亲身体验的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这种中国模式的三大基本支点，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 “它是一个铁三角，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立足不稳。而如果你们想进口或者出口它整个的铁三角，那你们就必须把全部的成本代价作清楚的预算，否则就太不自量力了。”这三个特点曾经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结构，几乎也无法向世界去复制和输出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有一个“铁三角”，即儒家文化、大一统的官僚机构和地主经济共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社会管控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内在稳定的结构才可以持续。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认为现在的新“铁三角”模式，即高度管控的意识形态、高度管控的社会控制体系与半管控的市场经济，看起来很难引领未来。

很多有识之士，比如楼继伟不久前（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说过 “我们不能距离悬崖一米再改革，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空间了”，“越推迟结构性改革，改革空间越小”；2015 年4 月24 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是说到“今后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在经济下行、民生问题等多重社会矛盾的挤压下，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非常令人担忧，这正是我们身处的社会风险。“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一个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一条线”也在不断重新进行调整。但是能够成功达到人均GDP12000美元，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已经跨越了的多是资源型国家。根据分析，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6.5%至7%的增速，就算到2025年，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也比较困难。但是，人均GDP并没有那么重要，它只是一个象征，最终要看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提出这样的观点，要想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构建一个持续的发展形态，政策和方法早都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核心观点是市场决定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另一个核心观点是限制公权力。这与目前所形成的“铁三角”发展模式不同。

       在我看到楼继伟的演讲稿之前，有着与他不谋而合的观点。在去年2015年基石资本年会时，我就推荐过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这本书也是李克强总理反复推荐过的。82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06年）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是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新华都商学院的首任院长。菲尔普斯将“高度创新型经济”定义为“无处不在并深入社会底层的创新”。中国存在着这样的创新。

究竟什么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呢？菲尔普斯对中国情有独钟，长期生活在中国并进行研究。他认为，国家的兴盛、经济的繁荣不仅仅产生了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目前人民兴盛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位、自我实现和个人影响。民间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迎接新的挑战。草根阶层在冒险成功以后获得了社会的承认，这很重要。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能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种更大的自由，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要撤除妨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障碍和体制藩篱，要让资本市场更活跃，要让创业成功的人得到资本市场的奖赏。人们需要得到奖赏，需要更宽松的自由环境，而不是各个部门的打压。事实上，民营企业的发达解决了很多社会运行效率的问题，比如就业问题、税收问题等等，这是一个获得中国高层认可的观点。去年我给大家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有六方面基础：

现在，驱动的力量有所调整，因为民营经济发展已经成了气候，我们需要限制公权力、建设社会，包括养老、住房、教育、医疗四个领域做好才能建设和谐的社会；市场决定论需要拆除体制障碍和制度藩篱；改革红利应该尽可能多地全面释放。 金融市场要改革、资本市场价格体系要改革，能源、电信、土地政策等等，都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在更多的领域可以对民营企业有必要的开放。原有的壁垒、藩篱拆除了，障碍扫清了，我们才可能创造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避免经济周期的下行。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