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 基石资本董事长(本文选自其在基石资本年会上的演讲)
如何解说中国的经济?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会听到中国泡沫论或者崩溃论,觉得中国这种高投入,破坏环境,高污染的方式没办法持续。袁剑是南京人,他曾经写一本书挺有意思,大概是在2008年写的,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奇迹的黄昏,当时这本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能在国内出版,是在香港出版的。他认为中国采取近乎“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最终将中国经济和社会推入崩溃。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黄亚生,在海外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比较有影响力,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黄亚生的一个基本观点: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模式”。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不存在中国是高度独特的。像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在过去的巴西,很多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昙花一现过。他认为,只要是政府采取加大投资、重商主义和GDP导向的政策,很容易获得高增长,随后陷入中等国家的陷阱。
现在对中国最大的争议也是这样,中国经历了高度增长,会不会像曾经的巴西,陷入滞后的十年?我们尊敬的经济学家吴老(敬琏),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激烈批评,认为多年来积累很多矛盾,中国正坐在火山口上,既得利益者将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吴敬琏通过剖析“高铁奇迹”的真相指出,依靠国家的强力推动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目标,这种做法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尽管短期内可能营造出看起来颇为辉煌的政绩,但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既不可持续,又将造成严重后患。“使国家权力趋于腐败,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秩序,压制竞争这个经济繁荣的源泉”,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吴敬琏的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并没有解答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未来。
大家认为中国政府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通过投资来拼成一个长期的增长。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长期下来会造成滞涨。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带来的高投资,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当做中国的问题,但其实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如果中国像欧洲那样,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那不是变成欧洲了吗?高铁,站在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的角度来讲,他代表了中国最重要的创新,你看到李克强在全世界各地区推销中国的高铁,如果这不是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如果它不是建造成本低于德国,日本,法国这些拥有高铁技术的国家(大概我们的建造成本是他们的三分之一),那李克强就没办法全世界推销。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当时被抓的两个人,铁道部部长和当时的总工程师,因为他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引进一种技术,而是博采众长,进行模仿创新和整合,最终他们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的很多相关产业,包括我们曾经投资的回天胶业(他们曾经也做了大量的高铁用胶)。如果你简单的去引进国外的技术,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创新,因为中国的创新的确要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所以其实吴敬琏这样的观念,总的来讲是偏自由主义的对市场经济理解的观点,的确有偏颇的地方。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解答,张维迎也是一个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靠的不是周小川,而是柳传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要靠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但是他也离不开宏观经济手段,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它必须在相应的政策上、制度上、货币导向上,做出一定的安排。实际上,你不可能无所作为,你必须做出安排。
我认为林毅夫是一个非常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也经常被批评。因为有人认为林毅夫说,中国经济还可以再增长20年,过于草率,像个御用经济学家。林毅夫分析了下,中国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有后发优势,在技术上不需要原创创新,我们就可以进行模仿创新,大大的节约了投入的时间周期和成本,华为就是这么崛起的,如果没有学习和模仿,就不可能有华为的这些技术。即使发展到现在,林毅夫依然认为,还有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也就是说,我们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依然可以加大一些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他分析了一下,2008年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2008年中国人均GDP跟美国的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5年的新加坡,1967年的台湾,1977年的韩国。这些经济体在这之后都获得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在2008年认为,中国至少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因为我们的差距在这儿。张维迎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林毅夫并没有简单的认为,政府投入就可以带来这些,他同样非常深入的谈到,要拆除影响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种障碍,需要政府有更强烈的市场化导向,才能促成这一点。林毅夫的后半部分观点,经常被大家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
科斯对中国经济做了个卓越的解读,科斯影响了很多人,他提出了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影响了包括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早在赵紫阳时代,中国就开始受到科斯的影响。科斯在前两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他认为中国改革事实上是一种二元并行的状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存在着两种改革:一种由官方领导和发起,另一种是有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的改革,即“边缘革命”。而事实上正是后者真正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所以科斯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存在这两只手,一只手是政府投入的一个力量,政府市场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的一个力量,还有只手,民营经济的发展,底层的创新,这种创新很早就存在,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抓大放小,城市化改革,今天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多,有三十几是国有的,还有十几是跨国公司。我觉得科斯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你在中国只看到一只手,则你不能对中国做出一个正确的理解,没办法对未来建立一个预期,你仅仅看到政府这只手,总觉得政府这只手的确是不靠谱的,因为你没有看到民营经济的力量。
郎咸平是对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非常有洞创力的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郎咸平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纳,他不被很多人所接纳,甚至我想邀请郎咸平做演讲,我的同事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他的确有很多的争议。
郎咸平对经济新常态做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新常态就是透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认为习和李已经有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2013年推出了简政放权,第二个动作2013年底18届三中全会公告,确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导向。去年18届四中全会公告,这个公告讲的就是法制化经济,他认为这是“习李三板斧”,为了配合着三板斧,推出了反腐。
他认为“反腐”会成为一个“新常态”,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力量还是太强大了,大部分面向存量改革的改革,都会失败。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改革通常都是面对增量容易成功,你不会触动现在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还包括垄断国企,大的事业单位,他们牢牢把持着自己的权力,包括大的国企,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的既得利益者和阻碍力量。所以李克强讲触动利益就像触动灵魂一样,壮士断臂,其实挺难的。
郎咸平认为他们想到一招——“反腐”,反腐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和谐,为了使这个社会有个正常健康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反腐背后有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改革。所以他认为反腐反到最后会导致大批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觉得没意思,辞职自己下海重新创业去。我前两周跟郎咸平吃饭,我问他:这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还是你认为习和李他们就是这么想的?郎咸平说:如果习和李都像很多老百姓的水平,这个国家还怎么玩?他一定想的比我们比高多了。这是郎咸平的一种解释。
很多管理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接地气,我们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管理学教授彭剑锋,他们大概做了中国六七百家企业的管理咨询,从央企、外企到民企,他长期跟企业打交道,他觉得对经济乐观的原因在于市场空间和内在动力仍在,你看中国乱,但乱一点没有关系,关键看有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是国外的好山好水好寂寞,有活力是说中国好脏好乱好快活,这可能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彭剑锋对反腐,经济改革以及依法治国带来的制度红利,他觉得值得期待,对中国生生不息的文化与中国企业结构性创新充满期待。彭剑锋讲,我每天跟企业在一起,我了解他们。所以我觉得管理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接地气,像我们这样的做投资的,我相信也比他们接地气,因为我们必须解决一个现实问题,这个企业值不值得我们投钱进去?我所有的分析最后都只有一个结论,投还是不投?
大前研一是日本最卓越的管理学家,在2002年之前,他一直是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鼓吹者,在2002年他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他在2002年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出租中》,他说未来十年对于全世界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学会与一个正在崛起,日益强大的中国相处。大前研一过去十年,经常有对中国的各种文章和评论。大前研一分析了很多日本的状况和中国的状况,他也指出了这两个国家为什么在现在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反差,以及日本过去崛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空间。
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的重商主义与GDP导向无疑是重要的,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这么干,中国过去都是抑商的,1949年之后基本上把民族工商业一把毁掉,整个国家瞎折腾了几十年。
再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确存在一个3.0版本以及弯道超车的空间和优势,比如你用不着从头发明互联网吧,你也用不着从头发明制药的方式吧,你直接就可以模仿和利用,显然经济增长背后的全要素生产力肯定通过这个方面得到了提高。
第三,改革开放有巨大的红利释放,因为中国现在国有的力量还比较强大,我们大量的资源都是非市场化配置的,我们的金融资源,我们的土地资源,都是国有的,我们大量的基础设施,我们各个重要的行业,电信等,都存在这样的释放空间,我们有两位投资人都取得了电信的虚拟经营牌照,一家红豆集团,一家是爱施德,但是他们拿到虚拟经营牌照之后很难运营起来,那是因为中移动中联通他们太强大了,他们既拥有管网,又进行运营,他们好比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民营企业进去之后没办法玩。关于国有企业世界各国以及中国的学者有大量的理论事实依据证明,效率是低下的,那么下一步来讲,如果效率得到了提升,那就是经济增长的空间。因为效率,劳动生产率代表了经济增长。
第四,中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开始涌现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这个也很重要。像所谓金砖四国其他几个国家,在制造业的体系上跟中国比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像俄罗斯,印度等。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印度做的导弹,发了十次有九次都失败,因为他的制造业体系不行。
如果是政府的GDP主义加上中国老百姓以生俱来的勤奋刻苦,对物质主义的追求,对精神追求的漠视,这是一个巨大的催化剂。这是中国跟很多国家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全世界具备这样特点的国家可能是微乎其微,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有创业精神的,他们是勤奋的,全世界还有很多国家,他们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是享乐的,像欧洲,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福利主义国家,像印度,他们的哲学观就是人生是向后看的,不是向前看的,像这样的国家很难动员出全国的资源,就是因为政府是没有力量的,老百姓从价值观来讲,没有勤奋的发家致富的精神。中国现在是下上同欲。
大家对中国人的批评,一般是过于实用主义,缺乏太多的精神追求,所以如果单从经济增长来讲,短期来说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年会主题“绽放”打个问号,潜在的意思还包括另外一个意思:物质文明能结出精神文明的花吗?是结出善之花还是恶之花?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的批评。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最后一点,中国的民营经济已成气候,全民创业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我们经常听到很多投资人拿着一个ppt就开始跟我们忽悠,他要5年之内把他做上市,成为100亿市值的公司,有时候一天能碰到好几个。全世界而言,这样的环境是少的。
所以我认为真正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是这些多元的叠加和混合驱动,这些因素全部都历史性的碰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年代。这是一个难得的,除了中国发生大的社会混乱,否则中国十几年的增长道路依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除了发生大的社会混乱,除了政府出些难以想象的昏招。这昏招包括,你抓了贪官之后也把企业家抓了,那就是昏招。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只抓贪官不抓企业家的,企业家只要老实配合,一般放回来。所以我想这是对中国不同的解读,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有信心的话,你再重新思考你对投资的看法,你该不该把大量的钱转移到国外?我觉得你要是钱很多,转移一小部分是可以的,你转移多了,在国外获取的理财回报肯定是不高的,机会肯定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