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讲一讲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
现在所谓的当代强势的“西方文明”，其实也是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概念，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我们西边的都叫西方文明。我们所说的现在强盛的西方文明是由“两希文明”构成的，一个“希”叫希腊，一个“希”叫希伯来，希腊提供科学民主，希伯来提供信仰宗教。
虽然两“希”的区别很大，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差不多，因为他们都不是农业文明。希腊半岛的土地并不适合农耕，希腊的农业特别少，它主要的生活模式是航海、贸易和游牧。希伯来地区也是一样，处在沙漠边缘，农耕资源不足，主要从事游牧和贸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特别擅长经商，不擅长农耕。
那么航海、贸易、游牧，相比我们的农耕，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后者是定居社会、定居文化，而前者是迁徙文化。航海、贸易、游牧，其基本特点都是居无定所，不断地走动。《旧约》整个就是一部希伯来民族的颠沛流离史，希腊民族的《荷马史诗》，讲的也是远征的故事，远征特洛伊，胜利归来的路上历尽千辛万苦。
而我们中国文化从早期开始，基本上就是在家门口的事儿，远方从来不是我们的主题，汉代以后才出现汉击匈奴、边关诗这些东西。而边关诗通常都是忧愁的、痛苦的，中华民族情感的基本伦理就是安居。
中国的定居性文化是熟人文化，所以衍生了血缘、亲情这一套人性理想以及文化模式，而西方文明的迁徙文化本质上是生人文化，彼此之间都是生人，互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社会融合？怎么构建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核心词是“契约”。
“契约”二字可以说是理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所谓“契约”，就是定条约、定规矩、定制度，然后我们共同遵守。
当然“契约”二字也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这两个字也是汉字，但是虽然我们也有契约，但是契约不是最主要的，企业之间最高的约束不是契约，而是诚信；在国家层面上，皇帝的权利也并没有我们授权，而是所谓的“皇权天授”；普通老百姓之间也是通过亲情关系来维护社会信任。
而在一个生人社会，契约是最重要的。希伯来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约”这件事提升到神圣的地位，《圣经》讲的就是人类跟上帝之间定约，旧约先定一次，新约再定一次。
那么人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它的特点是什么？能够定约和守约，这个才是人的本质。所以定约和守约在他们文化之中就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性象征。这和我们中国文化认为有情有义有爱是人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举个例子，美国长大的孩子回中国来，爷爷给带一下，爷爷对他特别慈爱，但是他很惊奇地发现，爷爷会随意闯红绿灯。爷爷可以随意违反公共的规则，但是对他本人是很好的。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人情社会里面和在一个公共社会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我们中国人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公共关系，我们只有私人关系或者亲情关系，所以中国人把个人关系都理解成一种亲情关系。
我们走在大街上，找人问路，看见一个老先生就喊他“大爷”，看见一个老太太喊“大妈”“大娘”，见了一个男的喊“大哥”，见个女的喊“大姐”……你看这个称呼里面，“哥”“姐”“娘”“爷”什么的，都是一些血缘称呼。中国人没有别的中性的称呼，“先生”“女士”之类的都是后面洋人传进来的，以前我们中国人一旦把你当人看待，那就是当作自己亲人。所以有句玩笑话说，我们中国人把所有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己人，一类不是人。
相反，在契约社会里，它提供的文化的方向、教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提问：什么样的人是能够订约、能够守约的人呢？
中国文化会说，什么样的人会有情有义有爱，什么样的人会呵护这种亲戚关系，什么样的人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儒家说核心是你必须有爱心，所以仁爱思想、仁爱精神成了儒家对于人性的最高理解。
但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由两希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里，它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定约、守约，首先他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因为只有独立自主的个体，才能够进行约束。所以重视个体独立自主是西方文化非常突出的特点。
比较中国文化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中国人并不主张个体的层面，反而强调群体，强调这个国家、民族、族群、社群，总之集体是置于个人之上。你讲个性讲个人被认为是不好的，因为人的本性就在于对他人的爱，所以关系群体等于是所有人被承认为人的关键。
相反，西方社会的起点就是个体，从个体开始，所以个体的独立自主就被西方的思想家们提取为最高的人性象征——自由。正如儒家把仁爱作为人类的最高目标一样，自由也成了西方文化至高无上的价值理念。
科学：通往自由之路

1、自由即是由着“自己”
对自由的理解，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非常尴尬和令人困惑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它被认同为一个好词，被写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它在实际应用时又常常不是什么好的意思，比如老师找你谈话说你好像有点自由散漫。
所以“自由”在在中国现代汉语里面是非常含糊的一个词。含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词古代汉语里面没有，而是来自日本人对“liberty”的翻译，中国文化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支撑。
什么是自由？日本人的翻译还是很形象的，就是“由着自己”。所以“自己”是自由里面的核心理念，你必须有自己才行。但是中国文化本身并不特别强调自己，你要把自己划入其他的一些大的团体之中，你成为你是因为你背后的这些关系。你是谁？你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是领导的下属，下属的领导，是公司的同事，同学的同学……你就是一个函数，你没有自己。所以在中国文化中，自由一个是特别难理解的词，它有时候容易被理解成一种个人的任性，或者个人的随心所欲，不管他人、一意孤行、不负责任……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完全是对西方自由的误解。西方人把自由问题提到了特别高的高度，那些思想家艺术家都有一大堆关于自由的理论，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完全不认同。
我就讲一个好玩的故事。朝鲜战争期间，我们中国出兵的基本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这个口号特别容易被理解。为什么要打朝鲜？因为中朝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参战，在战略上就是极大的不安全，打朝鲜就是为了保卫祖国，而保卫祖国最终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小家庭。按照儒家的思想，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保国就是保家，因此年轻人上前线，其实他有着崇高的价值目标。这是一套思路，大家听起来挺顺的，但是美国人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是搞不清楚的。
美国动员这么多青年人到朝鲜来打仗，用的理由是什么？相关的文献档案，以及每年纪念日游行老兵发出的言论，都指向一个词，叫“保卫自由”。美国人首先认为三八线是二战的胜利，挑战三八线就是挑战规则，挑战规则就是破坏自由，所以自由是和规则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当然的，这两种价值理念双方互相都不大理解。
最近韩国总统尹锡悦参观了华盛顿韩战烈士纪念园，发表了一场很煽情的演讲，美国人很感动。其实他演讲的关键词，早就刻在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上，那上面写着“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这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到朝鲜打仗的目的，为保卫这些未见过的人民的自由而献身，韩国总统就把这段话给讲出来了。
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所以当时打仗的时候，中美互相散发传单，想瓦解对方军心、丧失对方斗志，但由于文化差异，这些传单基本都无效。
我们一般给美国人发的传单是什么？类似于“美国士兵兄弟们，感恩节快到了，你们家的火鸡烤好了，赶紧回家吃火鸡吧”。这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内在的想法，我们认为就是人都是人生的人养的，因此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感恩节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所以我们要烘托节日的气氛，烘托思乡的情绪，让美国人无心恋战，这不就是最好的攻心术吗？
我们是这么想的，以为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但美国人拿到传单就很奇怪，为什么要回家烤火鸡，不是都运到前线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相反，美国给中国士兵发的传单也是非常搞笑的，也是一厢情愿，说什么“中国士兵们，自由世界欢迎你们，自由世界拥抱你们，你投奔自由吧，脱离你们不自由的苦海”。中国士兵一看，什么，投奔你那里？漂洋过海，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啊！怎么我就不打了，跟你回家了？家里的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呢，我是来这保家卫国的。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离开家乡，有一种文化本源的恐惧，今天我们是鼓励下一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哪里发展好去哪，不一定要待在家里，但传统中国不是这样。晚清政府派幼童到美国去留学，第一年40个名额始终都招不满，谁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当然这个是属于很不人道的。
因此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搞笑的局面，由于文化差异，其实双方都没有互相理解。在华盛顿韩战烈士纪念园里面有一堵墙，上面大幅的标语就是“FREEDOM IS NOT FREE”，“freedom”就是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关键词。
所以自由问题是我们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词汇，却不是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就能理解的，这是导致我们对西方文化存在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
究竟什么是自由？西方的思想家也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度的阐释，这像中国思想家需要深度阐释仁爱的本质一样。
对于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来讲，自由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自由的本质是自己的问题。什么是自己？这是自由的寄托之所在，没有自己就没有其他任何事情，所以苏格拉底最早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转化成哲学第一命题。自己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通过知识论的方法把它转化成一个问题，所以叫“认识你自己”。
什么是自己？刚才讲了，中国文化其实不谈自己，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自己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组合，是社会关系带来了自我认同。所以我们中国人互相见面，不是问你是怎么回事儿，而是问你身上携带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属性是怎么回事儿。
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初次见面，互相一般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您贵姓？这反应了你家族的信息。第二个，您在哪里高就？第三个，您老家是哪里？一般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差不多就可以确认这个人了。
老外见面他们会先介绍自己的名字是什么，他们认为我把我介绍出来就可以了，而无需介绍背后的这些东西。
西方人相互之间是以你作为你来认识的，而我们中国人不是你作为你，而是你所在的姓氏、家族、单位、籍贯，所以中国的自我认同其实是变动不居的。而西方人的自我认同一开始是要确立“你”之为，怎么确定？就是必须找到你身上始终如一的不变性。
这个事情在英文里叫“Identity”，对应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叫做不变性，第二个含义叫做可识别性或者自我统一性，第三个就是身份。这个词表达的是，西方人的自我认同是基于你的始终不变的可识别性。
我们中国人以前是没有身份证的，1985年中国才实行身份证制度，以前确认身份用的是工作证。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工作单位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从摇篮到墓地单位都给你包了，你犯了法要靠单位领导去保释你，所以你的人生依附于单位，如果没有单位就是社会青年了。我们中国话里面，“社会青年”不是个好词，表示你是社会闲杂人员，没有正经单位，没有正经工作，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因为正经人一定要有单位。
过去我们到邮局去取东西，到银行去取钱，都是用工作证，不需要身份证。所以1985年第一次发身份证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拿来干嘛用。那时候我在北大念书，有时候钥匙忘带了，我们就拿身份证把门给捅开。现在出门到处都要拿身份证，过去不是，身份证根本就没用。
这背后是有观念依托的，它假定你其实还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独立的人，你的人身还是依附在一个东西上面，你上学了在学校，有学生证，你工作了在单位，有工作证，你又不念书又没有单位，你混社会，你就得拿户口本，让街道管着你。总而言之，得有人管着你，而且管你的人不是把你作为你来看的，而是把你当做他那个群体里面的一个成员来看。
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户口本有户主。一家只有一个法人就是户主，过去一般都是男性家长担任，也就是说其他的家庭成员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人。
而户口本还有一项身份证是没有的，就是籍贯。籍贯就是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搬家，所以形成了故土故乡的概念。像美国人就没有籍贯，美国人老搬家，平均一个美国人一辈子搬80次家，籍贯对他们来说就很奇怪，没有意义。
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要定居，要永远不搬家。像我们吴家湖北这一支，1800年前从无锡搬到江西，800年前从江西搬到湖北，2000年来就搬两次家，所以每一次搬家都记得很清楚。
相反，身份证里面就没有籍贯的概念，身份证只有出生地，和美国一样。身份证概念的出现，其实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概念。我们经常在网上听到这样一个笑话，说你不要以为你有身份证，你就是有身份的人。这里体现了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传统中，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叫有身份的人，你社会地位比较低，你就没有身份，就是普通人老百姓。
身份这个词，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误译，但是是一个创造性的误译，它是中西文化连续的过渡，它把个体至上、个体独立的这种现代的理念，维持到我们中国传统的身份概念之中，改变了社会的概念。当然改变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公安部给“份”字加了个单人旁，古汉语专家认为应该是“身分”，分别的“分”，但是用久了也不好改，就将错就错了。
谈到“Identity”，希腊人强调的是他们追求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始终如一、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中国文化的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文化的核心智慧是变，《易经》是我们中国的群经之首，《易经》的“易”，首要意思就是变异、变化，变化是宇宙间最基本的现象。
希腊文化一开始就把“不变”作为他们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逻辑，而我们认为“变”才是最基本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基于对“Identity”的追求，希腊人一口气做出了三大发现，一是发现人有其自己，是为“自由”；二是事物有其自己，是为“自然”；三是思想有其自己，是为“理性”。
所以希腊文明中，人的自由，通过对事物的自己和思想的自己的开掘而被巩固了。也就是说，希腊人的自由理想是落实在对自然和理性的追求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理性这些东西都是服务于自由的理想。
2、自然的发现
什么是自然？西文的自然是“本性”的意思。我们经常说“human nature”，不是说“人类自然”，是说人性；“nature science”不是说“科学的自然”，而是科学的本性。
为什么“nature”这个词有时候是自然物、自然界，有时候是本性呢？那是因为在希腊时期，“自然”这个词本来就是本性的意思，而且自然物、自然界也是根据“自然有其本性”这件事情被发掘出来的。也就是说，有一类事物它是有其本性的，有一类事物是没有本性。比如说，这个桌子就没有本性，因为桌子它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木匠做的，所以桌子本性不在桌子自身内部，桌子自身内部不可能自己长成一个桌子的样子，所以桌子是没有本性的，而树、小狗、花花草草是有本性的，没有你它自己也长这样。
所以希腊人最早发现了自然物，就是有其自身本性的那类东西。自然的发现很重要，因为过去自然现象都是跟神联系在一起，比如雷鸣电闪希腊人认为是宙斯在发怒，所以在古代原始人的思想里面，神的行为跟人的行为混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楚。
希腊人第一次分清楚事物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事情我们称之为“自然”。所以有其本性的事物的结果叫自然。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对科学来说是很关键的原因。
有人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发现吗？中国人就没有发现。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现？很简单，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天地人三才互感互通，天地人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中国文化相信天地人本来内在就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可能脱离人来谈天和地，也没有可能脱离天地来谈人，人和天地永远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中国文化里是不可能存在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
而“自然”也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词汇，古代汉语没有这个词。有人说，《老子》里面不是讲“道法自然”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怎么能说没有自然概念呢？这也是现在学术界一个非常重大的误解。《老子》这段话里面，“自然”根本就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字，“自”是自己，“然”是个语气助词，“自然”就是“自己如此”。“道法自然”，并不是说道还要追随和服从一个比它更高的叫“自然”的东西，“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法自己。人法地，地法天，低的法高的，那道是最高的了，怎么办？道法自己。现在很多人认为“道法自然”是道要服从于自然规律，那是大误会。
中国人当然有日月星辰和花鸟的概念，但是中国文化并没有把这些外部的东西单独看作一个独立运作的网络，而是相反，其认为在整个天地万物的运作过程中，天地人三才始终是贯通在一起的。
所以在我们概念里面，“云”这个词绝对不是个中性的词汇，不是我们现代理解的什么“大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的小水滴”，中国文化的云，讲究它究竟是乌云还是祥云，还是七彩云南的云。
中国人没有自然概念，因此也没有自然灾害的概念。所有天灾，比如说地震、洪水、旱灾、涝灾、虫灾，中国文化都认为是皇帝得位不正、施政不当等不轨行为，引起了上天的震动，上天就以灾难来警告他、警醒他、警示他。所以古代中国政府向来都有隐瞒自然灾害，他不是不想救灾，而是害怕老百姓怀疑他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到2005年才正式规定，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
中国文化里没有自然和自然灾害的概念，认为重大灾害，一定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皇帝当然不希望你知道他被上天警告了，但是有些东西他躲不过去，比如日食月食，那皇帝就一定要发罪己诏，向天下检讨，做一些姿态，以谋求上天的谅解，老百姓的原谅。
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高明之处。一个皇帝，地位这么高，权力这么大，我们对他没有办法，奈何不得。但没关系，上天还管他。那上天怎么管他呢？风调雨顺，你就是好皇帝，风不调雨不顺，你就是坏皇帝，在老百姓看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非常合理的，没有自然概念怎么搞科学呢？“自然”和“科学”实际上在起源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思，都是强调事物有其自身。事物有其自身，叫“自然”，研究这种自身的逻辑叫“科学”，没有发现自然当然就不存在科学。我们说自然主义，就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事物和自然。 

3、自由的科学
我们简单小结一下什么是科学。
科学最早在古代希腊出现，是希腊培育自由人性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希腊人为了把人塑造成一个人样，就要让他学习科学，就像我们儒家要把一个人塑造成儒家认可的人样，就要让他学礼。儒家主流的文明教化方式是“礼”，希腊人主流的文明教化方式就是科学，而且由于希腊人之人文就是自由，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
为什么说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第一，希腊的自由科学特别强调其无用和无功利的特征。这一点我们中国人特别不能理解，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强调学以致用，认为学习科学一定要有用，而希腊人认为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知识一定是没有用的，一定是无功利的。
欧几里得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有国王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欲求捷径，欧氏回答说：“在几何学的王国里没有为国王单独铺就的康庄大道。”在中国，老师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们不要投机取巧，应该扎扎实实地学习。
而另外一个故事与国情不合，一般人很少听到。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年轻人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问及几何学的用处，欧氏勃然大怒：“给他两个钱，赶紧让他走，居然想跟我学有用之学，谁不知道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
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奇怪，我们老师一般在给学生讲课之前都要强调这门功课的意义和作用，学好以后有什么用处，哪有上来就说这门课没用的？
我们再要问，希腊人强调这种学问的无用特征，它的用意究竟何在？其实用意很简单，就是要强调科学知识的纯粹性，因为只有在科学的纯粹之中，科学才能显示它的自身性、自己性。为什么要显示自己性？刚才讲了，自由的要害就是通过显示自己的学问和科学，培育人的自己性，而如果一个东西有用，其主要特点就是服务于他者，不是服务于自己。
打个比方，我拿着的这个瓶子，在我这里完全是出于装水的需要而存在的，我把水喝完，它就自动变成垃圾，这个瓶子在我这里从来没有以自身的方式向我显示，我从来没有以正眼看过它，我从来只把它当作喝水的工具，所以它特别好用，它始终恪尽职守扮演着装水的角色，直到丧失这个功能，它就被扔掉了。
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好的东西，越是足以支撑向你显示。比如说，现在这个瓶子不是个塑料瓶，是一个古代景德镇做的珍贵的陶瓷瓶，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舍得拿它来喝水了？而且它自身的价值越高，我对它的使用频率越小，我不仅不用它喝水，我连拿它都觉得对它是一种伤害，我要把它放在柜子锁起来，好好呵护它。所以它越是没有用的时候，越是以自身显示。
所以希腊人要强调一个东西的自己性，一定要先从它的无用性开始。
当然这个例子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还是别扭，那我再举个例子，爱情。
我们知道在爱情里面不要介入功利，女生跟男生说你爱不爱我，男生说我爱你，那女生又问你为什么爱我，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因为你的任何回答都可能是对纯洁爱情的亵渎。你说因为你长得漂亮，那女生问将来我老了怎么办？你就不爱了吗？你说因为你能干、你聪明，女生说将来我脑子糊涂了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爱寄托在漂亮、能干、有活力等等这些东西之上，都表示你的爱不纯粹。为了表示爱的纯洁性，你得说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爱。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就是无缘无故，一切有缘有故的爱都不是真爱。
所以我们追求纯洁爱情，追求纯粹的知识，因为只有在纯粹的知识这里，你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找到物的自己，找到人的自己，获得自由，创造科学。
希腊之外，所有文明古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有用的，不是服务于国家，就是服务于民生，不是为国家为皇帝做事情，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所以自古以来的知识是有用的，有用的知识是常态，而希腊人构造一个无用的知识，这是变态，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种对无用的知识的追求，它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在经过2000多年以后，终于修成正果，而且特别有用。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要把科学的来源讲清楚，希腊科学是无用之学。
第二点，自由的科学如何构建。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的来源很清楚，就是经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年龄越大，就越有经验，知识就越丰富。“见多识广”是我们中国文化特别自然的一个想法。
可是希腊人认为，真正的科学它不依赖于经验，它不是有用的东西，希腊人开辟了一种崭新的科学类型，叫做理性科学。什么叫理性科学？就是自己推出自己，一定要在自己性上做文章。
希腊科学是一种独特的科学类型，叫做演绎科学。演绎科学本质上说就是讲废话，它没有提供新的知识。为什么一定要讲废话？因为要保证前提和结论之间有一种稳固的逻辑联系，只要前提是真的，结论就永远是真的。但问题是，什么东西永远是真的？只有废话。今天晚上会不会下雨？你说会下雨可能会错，说不会下雨也可能会错，但如果你说外面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这肯定错不了。
希腊人就是从这种肯定错不了出发。但我们中国人觉得你讲废话，说你就是“闲着”。悠闲的人才能从事悠闲的学问，悠闲才可能产生自由的人格，如果一到晚为生计而奔波，累得要死，就不能产生自由的人格。只有你闲着的时候，你抛弃了功利性的时候，你才可能从事纯粹的科学。
纯粹科学很特殊，它不是去解决问题，它是构造一套规则，构造一套逻辑模式，然后构造一套推理的程序，使得那种真值能够延续下去，只要前面不错，后面永远不错。这样的推动形式就叫“逻辑”——这个词是希腊语音译过来的。所以希腊的科学是从一种绝对正确的前提出发，推出后面的东西。
我们说刚才讲了，绝对正确的东西一定是废话，没错，欧式几何的5大公理全是废话：

• 公理一：等量彼此相等

• 公理二：等量相加其和相等

• 公理三：等量相减其差相等

• 公理四：彼此重合者相等

• 公理五：整体大于部分

但是只有以废话作为公理规则，才能保证你后面的东西不可能错。
我们中国古代不怎么遵循演绎推理，只是根据经验来类比、类推。你要保证不走样，就要建立形式规则；形式规则谁来建立？闲人。希腊人很碰巧是人类史上最闲的一个民族，闲着没事就搞这个东西。

第二等科学是稍微有点用的实践科学，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家政学。
第三等制作科学就更有用了，包括诗、戏剧、雕刻、建筑、医学等等。

 1、数学
我们就以数学为例，介绍希腊式的科学是怎么弄的。
数学是一个很典型的希腊式哲学，是希腊所有的贵族子弟和自由民孩子必须要修习的功课。
这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希腊人个个都是神算子。其实希腊的数学跟计算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中文的“数学”这个词也是来自日本人对“Mathematics”的翻译，中国古代是叫算学、算术，没有数学。民国时期清华大学设置的就是算学系。“Mathematics”在希腊文里就有了，它的意思是“能学能教的东西”。什么叫能学能教的东西？就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东西，是使得你成为人的东西，也就是人性。所以学数学就是学人性。但人性是什么呢？希腊人认为人性不过就是理性，一个人会讲道理、懂道理、读道理，这就是人性。
希腊人认为理性才是人性的根本，学数学的目的是恢复理性。之所以说“能学能教”，是因为一个人只有有理性才能学会理性，如果你根本没有理性，你学不会理性。智者们曾经讨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习悖论：我们究竟对我们正在学习的东西是懂还是不懂呢？如果懂，那么学习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懂，那么学习就是不可能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回答。他说，我们的确只能习得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必要学习呢？原因在于，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后来被我们给忘了，而学习不过就是把它们重新记起来，因此，学习就是回忆。
我们为什么会忘掉那些东西？用中国的话说叫“利令智昏”，由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考虑，我们往往会忽略掉那些道理，以便更好地追求利益。本来这个门不让进，但是你考虑这个门比较近，你把门推开进去，这是为了便利的需要；或者你做生意，本来应该童叟无欺，但是你为了利益，欺童欺叟，这是为了盈利的需要。
学习的目的就是回忆，要能回忆你得先懂，完全不懂的话，怎么回忆呢？数学看起来是一个人天赋的能力，但是希腊人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他就有数学能力。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也懂，我们会教小孩学数学，不会教小狗学数学，小孩学得不好，我们可能还会怪他不认真学，但小狗学不会我们也不会怪它，因为我们知道，小狗就是学不会的，而小孩原则上都可以学，而小孩可以学的前提，其实就是理性。
我们认为人和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个东西，希腊人认为是讲道理，我们中国人认为是情感。儒家认为人的情感至上，人情才是人的根本原则，但希腊人并没有把人有情感这个事情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希腊人认为讲道理是最高的。
讲道理在儒家文化里面也有地位，“情理法”的“理”就是讲道理。我们中国人也认为要讲道理，但是我们认为道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你怎么说得清楚？所以你得用情来感动对方，用理不够，有时候你甚至要求对方别“得理不饶人”。这个事儿在希腊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为什么我有道理，我还让你？
希腊人认为理是最高的，理是绝对的，而我们中国人认为理是相对的，“差不多得了”，“别抠死理儿”。在中国语言里，一个人喜欢讲理往往也不是好事，“抠死理儿”意味你不开窍，不通人情，老否定人家。但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抠死理儿”是对的，你就要讲道理。
学习数学可以帮助我们把道理回忆起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希腊人认为，一个懂道理、讲道理、服从道理的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自由就是讲道理、守规则。所以数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算得快。
如此大家就明白，希腊数学跟算是没什么关系的。
2、算术
希腊人的几个学科，所谓“四艺（quadrivium）”——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讲的都是什么呢？
第一门是算术。刚刚讲了，“Arithmetic”指的不是算术，用来表示加减乘除这些的是另一个词，“Logistic”。但是这个误会也不能怪我们东方人，它是西方人混淆造成的：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把“Logistic”给忘了，就用“Arithmetic”来代替“Logistic”；欧洲近代阿拉伯人搞了代数以后，就把它叫“Arithmetic”。
回到希腊语，“算术（Arithmetic）”应该译成“数论”，它专门研究数的规律。数论是最古老的数学学科，也是现在还在活跃的数学学科。之前我们讲过，陈景润研究的就是数论。
数论非常有意思，它的命题特别简单，但是你要证明太难。之前讲，哥德巴赫猜想很简单，一个偶数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你不信可以试一试：4=3+1，6=3+3，8=5+3，10=7+3……怎么试都没有问题。但是要你证明它必然成立，你证明不出来。
那么这个事情的意义何在呢？我们要从古代希腊去找。古代希腊最早奠定了数论发展的基本的环节，如果你要把道理讲清楚，就要把数之间的关系找出来，然后用演绎的方式把它展开来，编入到逻辑链条里面去，这就是数论的功能。现代数论的目的还是讲道理，把道理讲透，讲入一个逻辑链条里去。
如此着重数的道理也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我们的世界中的基本道理都是体现在数的比例方面，他们把“万物即数，数即万物”作为学派的基本教义。
毕氏学派对于数做了许多分类和命名，有些分类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奇数和偶数、素数（质数）和合数等，还有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比如“完全数”“亲和数”“三角形数”等。
任何一个合数都可以分解成几个真因数的乘积，如果这些真因数加起来正好等于这个数，这个数就被称为“完全数”（perfect number），也叫“完美数”。比如6就是一个完全数，因为它等于1+2+3，特别完美。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六六大顺”，但是从来没证明过为什么“6”就是好的，希腊人给我们证明了。目前只找出了50多个完全数，完全数是有限多个还是无限多个？这可以成为一个数学猜想，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
比如有一种特别的分类命名方法是按照一定数目的点可以组成的几何形状命名。比如，3、6、10是三角形数，4、9、16是正方形数，5、12、22是五边形数。可以很容易看出，正方形数都是前面两个三角形数之和，比如4是1和3之和，9是3和6之和，16是6和10之和。
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些关系，比方说如果两个数互为对方的真因数之和，则称这两个数为“亲和数”（amicable number），也叫“友爱数”或者“爱情数”，比如毕达哥拉斯发现284和220就是一对亲和数。
古代希腊人的数字还不是阿拉伯数字，他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数字，比如“α”=1，“β”=2，“γ”=3，所以一个数字写出来也就是个单词，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一个数字。据说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就是“220”，如果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名字正好是“284”，那他们就是天作之合。
算术后来搞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根号二的发现。根号二的发现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根号二其实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的对应，一个腰长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就是根号二。可是非常不幸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最先发现，根号二不能写作两个整数的之比，如果能的话，必然导致自我矛盾。这就是无理数的发现。但在当时，这个发现颠覆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教条，因为他们曾经认为一切量都是可以公度的，也就是都可以还原为整数或者整数的比例。于是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都非常紧张，万念俱灰，后来想了半天没办法，就把希帕索斯扔到海里杀人灭口了。
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非常古怪，何至于因为根号二不是数就杀人呢？但其实，每种文化都有它不可动摇的核心约束和规范，中国文化就有很多以礼杀人的事情，比如“郭巨埋儿”的故事就非常残酷，郭巨因为怕儿子抢他爹的粮食，就残忍地把儿子给杀掉了，然而这么残酷的事情，居然说是“孝顺”，是古代的道德典范。
所以根号二不是个数，是我们的文化对这个事情没有感觉，不是它无所谓。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之后，好多在西方人看来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觉得不重要，比如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我们觉得日心地心，随便哪个都行；早年利玛窦说地球是个球，不是方的，其实我们后来也勉强答应；达尔文说人类是猴子变的，我们也认为无所谓。
为什么给西方世界带来如此重大的文化冲击的科学命题，中国文化却无所谓？因为它根本不是我们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国来讲，你成为一个好人，你的要害是孝顺父母、尊师重教、睦邻友好，春节回家过年，清明节回家上坟，这些在中国才是重要的。 

3、几何
算术危机对希腊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算术遭遇灭顶之灾。算术搞不下去，就搞几何。所以希腊古典时期，柏拉图留下的文献里面基本没有算术的内容，但是留下了大量的几何文本，几何学成了希腊数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几何延续了算术的理想，它用图形和尺寸这样一些空间概念来构造一套演绎系统，通过点、线、面这些基本的空间构型，构建了一套关于点、线、面的逻辑关系体系。所以几何学的要害是证明构建逻辑。
尽管我们都学过几何了，但是我们基本上不大清楚学几何干嘛用，所有学过几何的人都感觉到心里很空洞，什么事儿没做。一般我们做数学特别有成就感，比方说花多少钱买多少东西，我们算一算就能出来；有一块土地，壮汉一天耕多少，弱汉一天耕多少，需要多久能耕万，我们也能算出来。这些题目能给我们一些成就感。可是几何不一样，几何证明结束了，什么问题都不解决，所以学习几何给人的感觉好像很无聊。
但是几何学是古典希腊时期学术的最高象征。柏拉图学园门口就有一个牌子：“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几何为什么重要？因为几何的学习和训练帮助你了解道理之坚定。
我有句话经常被人传，就是说如果有人跟你吵架，你先问一句，你学过几何没有？如果说没学过，你不要跟他吵架，因为首先他不跟你讲道理，其次即使你有道理，他知道你有道理，他也不会承认。他内心里没有道理，不知道敬畏，你跟他吵什么架？没有道理的约束性，你是辨不出是非的。
对希腊人来讲，学习几何学几乎是正派人的标配。几何其实是德育课程，不学几何，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有学了几何，在希腊人眼中，你才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正派的人，真正的拥有自由的人。
爱因斯坦高度赞扬欧式几何体系：“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几何学在世界的传播也代表了希腊科学精神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近代科学革命奠基于希腊科学全方位地向全世界传播。有了印刷术以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印刷版本仅次于圣经，因此可以说《几何原本》就是希腊文明的《圣经》，两希文明各有一本《圣经》。
《几何原本》由利玛窦传到中国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徐光启的重视，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当时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何学背景，所以很多术语完全都是他们全新创造的，像点、线、面、平行、相交、内角、外角、锐角、钝角、直角四边形、五边形、多边形……这一百多个词都是他们创造的。
但不幸的是即便如此，到1607年他们也才翻译完了前6卷，那年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回上海丁忧，1610年他丁忧结束回到北京，结果利玛窦去世了。所以《几何原本》就只有一个6卷的残本，而这个残本也没有大的作用，只有少数像徐光启这样的有识之士能够真正认识到西方科学，特别是以几何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多数人对此无感，所以几何学并没有引起中国举国上下的学习，它被束之高阁，尘封在皇宫里面，一直到整整250年之后， 到1857年才被新一代传教士伟烈亚力和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合作补译完成。
可以说，一本《几何原本》的命运就是中国科学的命运。这250年正好是西方国家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时期。在利玛窦的时代，西方科学尚在酝酿之中，利玛窦1580年来的时候，刚好是第谷的时代，伽利略的伟大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是1632年出版的，而牛顿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1687年出版的。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当时真正认识到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的意义和重要性，也加入这个阵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中国就是现代科学的创始国，不像现在是一个外源型的国家，产生诸多的不方便。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几何学在中国的命运其实是昭示了科学在中国的曲折的路子。到了第二次西学东渐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科学重要性，都要学几何，因为几何是基础。那为什么在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时候，中国人就没有把几何当回事呢？或者说就没有把以几何所代表的这种思维方式当回事呢？原因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里面就没有逻辑思维这一套，逻辑是个外来语。中国古代当然不能说不讲逻辑，但是我们认为讲逻辑这个事情没必要专门提出来，而且也没必要死挂在嘴上，不要每句话都讲逻辑。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常不是逻辑思维，我将其命名为“诗性思维”。作为一个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你必须学会吟诗作赋，诗性思维的要害是类比想象，而不是逻辑性。
我们中国人特别擅长诗性思维。每次写作文我们都是天地人一块儿来，先讲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再讲鲜花盛开、绿草如茵，还有春风和煦，然后才开始讲正事儿。这些东西内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就感觉一定要这么写。
传统诗性思维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深厚，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类似的东西，比如脚受伤了吃个猪脚补一补，心脏不好买个猪心吃一吃。中医里面有些东西是有效的，它是经验，但是有些是诗性思维的想象。比如中国古代有一味药叫“夜明砂”，就是蝙蝠的粪便，古人认为它可以明目。因为蝙蝠在黑暗的洞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古人就以为蝙蝠的眼睛不得了，但其实蝙蝠根本就不需要眼睛，它是靠声波来定位的。
几何作为希腊科学的一个标志性学科，它所体现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内在的演绎的证明的东西。希腊人从事科学研究，就是在做一种智力训练，一种思想训练，让你使劲要领会人的本性、世界的逻辑，人和世界所共同构造的那些至高无上的原则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理性，就是逻辑，就是科学。
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对中国文化意义重大，这也是当时万历皇帝给利玛窦赐葬的很大的一个理由。
明代其实对西洋文化还是有一定的开放的，中国真正地自绝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老有人觉得清朝很繁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鬼扯的说法，清朝开始才是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他们不让传教士跟普通的中国学人接触，从1607年《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完成，到1723年雍正驱赶洋人，这100多年，传教士愣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整个清朝的中国学人的思想境界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4、音乐
我们接着讲四艺中的第三个，音乐。
在西方文化中，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面，音乐总是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在古代希腊的时候，音乐就是高级学科，属于数学。
音乐为什么属于数学？数学你可以理解成关于人的本性的学科，而音乐直通人的本性，所以音乐不光是给耳朵听的，古代希腊把音乐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性教化的方式，一个人懂了音乐之后，他的脑子就清楚了。
我们经常说音乐益智，小孩小时候多听点音乐，学一点乐器，对智力开发有好处，而希腊人早就这么认为了。希腊的音乐都是人和声学，所有的声音只有以和声的方式发出的时候，它才是乐声，而和声由数字比例来确定，声音的和谐来自数的和谐。所以我们说音乐是一门应用算术，它被列入数学学科，享有一个比较高的地位。

 5、天文
我们再讲一讲天文学。天文学是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学科。古代汉语就有“天文”这个词汇了，不是来自日本人的翻译，但“Astronomy”跟中国的“天文”完全不同。
Astronomy，“astron”是天体，“nomy”是学问，“Astronomy”就是“天体的学问”。希腊人的“Astronomy”跟中国天文貌似研究对象相同，其实其功能、方法、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
“天文”什么意思？“文”就是图案，同“纹”，纹路、纹饰。由天上的天体所构造的图案叫“天文”。所以“天文”在中国古代跟“天象”意思差不多。
为什么要观天象、观天文？因为在中国思想里面，天地人三才中“天”是具有支配性的，观天乃知天命，知天命而能够恰当地安排人间的生活。所以中国人看天文的直接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指导人间生活。
首先，要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皇帝打天下坐天下，他的说法很委婉很谦虚，说他当皇帝不是自己愿意的，而是奉命于天的。我们经常讲的“革命”一词，“革”是变革、改变，“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改了，本来你是天命所归是真龙天子，现在天命转移了不在你这儿了，所以“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有的人认为，“革”是砍，“革命”就是砍头，不是这个意思。
皇帝认为自己能做皇帝并不是因为自己能耐有多大，而是受命于天，所以皇帝对于天这个事非常在乎，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所以皇帝就要观天研究天，通过天象天文来揣摩上天的意思。
悠久的皇权传统使得中国古代形成了悠久的天文学传统。古代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上天的授予，所以皇帝开口说话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究竟是不是真龙天子，是不是在奉天承运，那就看现实是什么表现，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风调雨顺，还是风不调雨不顺，有没有出现什么天灾。
本来天行有常，但在中国古代往往被视为上天对皇帝业绩的一种考核、一种警告。比方说那些不太发生的事儿，特别是像太阳黑子爆发、恒星的颜色变化，某些行星进入某些星座（比如“荧惑守心”），还有日食月食，这都是不好的。特别是日全食，这是极为恐怖的场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往往需要采取一些礼仪措施，来向上天表示一个交代。皇帝可以发罪己诏，向上天检讨自己的行为不到位，并发布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说减免明年税收，放归一部分后宫宫女等。然后皇宫里会举行盛大的信仰仪式，日食的时候要“救日”，老百姓们敲锣打鼓地把天赶走，把太阳给救出来。所以中国的天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礼仪色彩。中国的天文学并不是研究规律的。中国人并不是认为天上不应该变，只不过有些变是好的，有些变是不好的，所以要趋利避害，通过对天象地仔细观察来了解上天的意图。
所以中国的天象记录全世界第一，极为详细且从未间断，甚至出现过度记录。比如天雷滚滚，这个声音其实并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大气层；有些恒星的颜色变化，也不可能为肉眼所察觉。
中国传统中，敬天畏天很重要。这个传统来源于政治文化。观测到的天象需要破解，我称其为“星象解码学”，你要将不同的星象讲出个道理来，为什么这个星象就是吉的？这个星象就是凶的？
而这些破解的密码首先被用于服务政治。皇帝但凡要做一件大事，要出征，要大婚，他都要去看时辰。
天文学很强调时辰。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天文学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是个误解，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天文很少，只需要精确到天，24节气就够用了。之所以要精确的时辰，是因为有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指定的时间进行。
中国的时间概念，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客观的概念，这个“时”就是“时机”的“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得顺天应时，按照上天的指示，把握恰当的时机完成某件事情，所以无论是皇家大事，还是老百姓的婚丧嫁娶、盖房修屋，都要看时辰。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办好一件事情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所谓“天时”，就是上天所发布的时机。
天文学被皇家垄断，普通老百姓搞不懂，所以皇帝体恤民情，让天文学家也为老百姓编制黄历。老黄历里面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个日期的吉与凶，今天适合干什么不合适干什么。
所以中国的天文学根本就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是中国人对于“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操作，它恰当的定位是礼学，古代的皇家天文台就是归礼部管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宣部，它不归科学院管。
反过来，希腊天文学是干嘛的？
希腊天文学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第一个是希腊人对于上天完美无缺的理念。希腊人认为天和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上天完美、纯洁、永恒不变，地上则比较混乱，所以仰望星空就是朝向永恒不变的理想的领域。
希腊人有一个词叫“仰望星空”，是有理想的意思。黑格尔后来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仰望星空的人，那就是没有未来的。
可是我们中国人知道，上天是变的，你怎么能说它不变？
希腊人有很多办法把上天弄得很纯粹。希腊人的天地的分野在月亮，其假定所有的天体都是镶嵌在一个透明的天球上来转动，中心是地球，以月球所在的天球为界，月球及上面是天界，下面是地界，而天界非常完美。
但有几个问题要解决，比如说太阳黑子爆发怎么解释？希腊人根本不承认太阳会变，他们认为你看见太阳黑子爆发，那是你眼睛看花了，太阳非常完美，不会有变化。
那流星雨或者超新星爆发又怎么解释？希腊人认为，既然天上不能变，那么流星彗星都不应该是天上的，他们说流星彗星都属于大气现象，不属于上天的天体现象。所以西文“meteorology”（气象学）一词的词根“meteor”在希腊文里，指的就是流星和彗星。
通过希腊人这么一包装，上天就确实如希腊人想象般的完美了。
但其实希腊人还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天上实际上有两类星体，一类是恒星，每天由东往西、周而复始地转，也就是做赤道运动；但是天上还有7个天体，日月金木水火土，这7个行星不仅跟着恒星一起做赤道运动，它还会做由西往东的黄道运动。太阳其实是运动的，一年走一圈，月亮最突出，一个月走一圈，每天晚上同一时间，月亮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今晚在你头顶，明晚就偏东了，等等。月亮在由西往东走的过程中，形状也就是月相还会发生改变，这就是日历采用月相的原因。
虽然行星都在由西往东走，但是它们走的方式是不均匀的。按照希腊的设想，所有天体都在做匀速圆周运动，而匀速圆周运动是一切运动中最完美的运动，虽然天体在运动，但在地球上看的时候，它们仿佛都没有动。不动中的运动，因此匀速圆周运动是最完美的运动。
因此行星的运动令希腊人大失所望。因为它们由西往东的运动其实是不均匀的，不同的季节，太阳在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是不一样的；月亮也是如此，而且月亮的轨道（白道）和太阳的轨道（黄道）并不一致，其差异还一直在变化；更麻烦的是其他五个行星，它们不仅运动速度不均匀，而且运动方向经常发生改变，即本来是东向运动，可是有时会先停下来，然后改为西向运动，天文学上称为“逆行”。逆行一段，然后又回归顺行的轨道。
希腊这个民族比较较真，认死理，现在7个行星乱走，对他们来说就是个严重的文化挑战。这7个行星，当时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πλανήτης”，现在英文叫“Planet”。Planet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就是“乱走的东西”的意思，把它们叫“行”星，也是这个用意。柏拉图认为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天体怎么能乱走呢？他认为存在表面现象和本质现象，天体本质上是在做匀速圆周运动的，乱走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于是向学园弟子们发出了“拯救现象”的指令：“假定行星做什么样的均匀而有序的运动，才能说明它们的视运动？”
柏拉图学园里面一个叫欧多克斯的人提出了解决方法。他让行星同时做好几个不同的匀速圆周运动，这些运动叠加组合起来显得很乱，但是分开看每一个运动都是匀速圆周运动。
欧多克斯是希腊天文学的鼻祖。欧多克斯为了拯救现象，为了把行星的表面的不规则运动说成是规则的，采纳了还原和分解的方法，把表面的不规则分解成若干规则运动的叠加，这就是科学方法论，他提出的就是希腊天文学的基本方法。
什么是科学？科学有两个要义，第一个是前提你得承认实际上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自主的。中国文化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没有科学。我们认为天地都是相通的。黄河为什么老是泛滥？因为没有明主。所以圣人出，黄河清。而希腊人开始区分清楚，有一个客观的领域叫做自然界，它们中的每件事物有自身的本性，遵循自身的逻辑，因此我们是可以通过研究把它的本性还原出来的。
所以科学研究的第二个要义是，那些规律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表面上看并不是那么规则的，科学的任务就是把表面不怎么规则的事物把它还原成由规则组成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每门学科都有其定律，定律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是简单的，但是它可以涵盖林林总总的不同的事物，这些不同的事物都能以某种还原的方式由这个规律来提供解释。
这个方法论跟希腊天文学是完全一样的，希腊天文学因此成为了现代科学的总的方法论的源泉。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科学基本都是在模拟希腊天文学的工作。希腊天文学由托勒密传到哥白尼，后面进一步发展到牛顿，牛顿的基本思想就是要对整个世界进行还原论处理。
近代科学首先是在地面发动了一场革命，因为古希腊科学里面，它的天上部分是比较完美的，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地面部分就不完美，所以不能用数学处理。所以古希腊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其实是一个定性的学问，不是个定量的学问。
物理学的英文“Physics”在希腊文里就是“nature”的意思，就是自然的意思，就是本性的意思，所以“Physics”的意思就是本性学。
希腊人构建了一套庞大的关于本性的体系，他们认为地面物体因为太乱了没办法进行数学处理，所以用定性的方式来处理地面上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一个物体，它的本性是重的还是轻的，这叫定性处理。比如水、气、水和土的本性是重的，气和火本性是轻的，所以气球和火苗的往上跑，水往低处流，石头往下滚。但按现在物理学的讲法，一个物体没有什么轻性重性，它们都是有质量的物体，只不过质量有大有小。
物理学从一个定性的学问变成一个现代定量的学问，是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家的贡献。
总而言之，伽利略理论的工作是仿效天文学，而现在天文学是仿效希腊天文学，所以希腊天文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论的鼻祖，现在所有的科学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模仿希腊天文学，都是遵循所谓的分解叠加原则，只是现在做得更加的精致。
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傅里叶变换”，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希腊天文学的工作，傅里叶变换把那些非常复杂的事情分解成一系列简单事物的和，所以傅里叶变换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的方法，它的精神实质是来自希腊天文学。

小结

最后我们简单小结东西方文化背景所带来的文化土壤的差异。
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祖先的文化品味与爱好，使得中国人和希腊人走上了不同的人文道路。
中国极端的农耕文明，所对应的熟人文化、亲情文化、血缘文化和仁爱精神，导致了中国人的文明教化方式，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明教化方式，更多的是礼仪。所以中国人一辈子修身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学习礼仪，并以此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文化内涵的要求。
相反，希腊人的迁徙文化、生人文化、契约文化内涵的是自由的精神，而自由的精神在希腊文明中体现在对于所谓的纯粹科学的追求，这种追求导致了科学的起源。

（“无用”的希腊科学是如何转变为“有用”的现代科学的？讲座第三部分即将发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