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作分享。我为明天吴老师的演讲做铺垫，吴老师是我学生时期的老师，现在也是我的同事。他在清华讲科学史，我在清华讲技术史和技术哲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也是从技术哲学到技术史。

吴老师讲什么是科学，我先讲什么是技术。我们哲学家有几个经典的灵魂拷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是我们对“认识你自己”的思考，同样，对于什么是技术，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讲座也主要从这三个问题来展开。首先，技术是谁？我们要讨论的是技术的定义以及技术与人的关系。其次，技术从哪里来？我们将探讨技术的来源，主要关键词是自由创新，我将结合一些技术史的案例来介绍。第三个问题，技术到哪里去？关于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的技术发展旨在实现什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发展本身，更不是让人给技术当奴隶，而是要通过技术促进人类的美好生活。尤其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这些话题变得尤为重要。

当我们讲到“技术”这个词，我们往往会想到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人，还有iPhone、特斯拉这些产品，他们当然是技术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场合，我们也在使用“技术”这个词，虽然我们可以没有意识到——比如“学技术到蓝翔”对吧？挖掘机技术是不是技术？当然也是技术。技术工人，比如为乔布斯把iPhone生产出来的富士康工人，他们是不是也代表了技术？再比如说打游戏，我们经常问这个游戏是技术游戏、氪金游戏还是运气游戏，我说这个游戏是一个技术游戏——所以这也是技术。还有我们找技师帮我们修脚，修脚技术也是技术对吧？

所以我开篇要讲的是，“技术”这个概念的含义其实很大，“技术”这个词，从高到低，从上到下，我们都在用。

因此，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技术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谈论什么？到底谁更“技术”？当我们谈论谁具备技术的时候，我们是说乔布斯、挖掘机技工还是修脚技师？当我们谈论去哪里学习技术的时候，我们是说去清华学、去蓝翔学还是去网吧学？

于是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文语境中特别突出，就是我们其实同时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意义上谈论“技术”这个概念。而最奇怪的一点是，各种用法都不违和。无论我们是讨论打游戏的技术、开挖掘机的技术还是所谓的高新技术，我们都在使用同一个词汇，我们感觉它们的含义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使用起来又都非常的顺畅、自然。

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技术”一词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高新技术，科技创新等很高深的东西。第二个是职业技术，拥有一技之长。当我们谈论职业技术时，指的就不是上清华了，而是上职业技术学校，听起来就没有高新技术那么高大上了。还有一种是身体技术，在身体层面的能力技巧，包括修脚技术和游戏技术等等。因此，“技术”这个词至少包含了这三重含义：科技、技艺和技能。

为什么这三重含义能够统一起来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们是一致的呢？我就直接说我的结论，这也是我在著作中给出的定义：技术是可学会的东西。

图：胡翌霖老师的著作：《什么是技术》、《技术哲学导论》

讨论“技术”的定义，没必要去查词典，事实上，我并没有看到哪个词典里对技术的定义，能够同时涵盖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实际的用法。

技术是可学会的东西。学习是一项人类特长的活动，学习活动恰恰涉及我们刚刚所讲的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内在层面，指的是身体的、能力的固化到个人内部的一种个人技能；第二个是学习过程层面，可以通过学习，实现从外而内的内化的一个过程，这种过程通常发生在学校或一些专业的领域；第三个是外在层面，即器物和环境，比如芯片、iPhone、VR这些东西，我们也管它们叫技术。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内外相互沟通。

所以，技术包含了三个特性，即外在性、内在性和中介性，学习和制造的活动将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外在性即我们天生并不掌握，需要向外界学习；内在性即通过训练与磨合内化为自己的能力；中介性即通过技术沟通内外。

因此，当我们谈到使用技术时，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内向外，我们是将自己的意图、想法和需求投射到外部世界中，使用技术改造世界，把外物塑造成自己。而我们在学习技术时，则是进行一种内化的活动，通过外部物体来塑造自己。

科技领域有一位重要人物，凯文·凯利，他在其著作《技术元素》中对技术进行了定义，即一切尚未运行完好的东西（Everything that doesn't work yet.）。我对于这个定义的翻译是“一切尚未起作用/奏效的事物”。他曾引用文学家亚当斯对技术的评论：

1）在你出生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一切，仅仅是正常的。

2）在你30岁之前，任何被发明的事物都会难以置信地令人兴奋和富有创造性。

3）在你30岁之后，任何被发明的事物正如我们所知违反了自然秩序，成为文明终结的开端。直到它存在了10年左右，才逐渐变得真正令人满意。

这个例子实际上涉及我们熟悉的技术代沟。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的出现，而对于中年以上年长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觉得新事物和新技术伤风败俗，礼坏乐崩了，文明要糟糕，“你看现在这些年轻人不专心工作，整天沉迷于手机”，等等。这种对技术接受的不同层面，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问题。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技术都曾经是激动人心的新事物。而对你来说，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些环境，你仅仅把它们当成正常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新的技术。

凯文·凯利举的例子就是椅子，他说：“我们不再认为椅子是技术，我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是椅子……可过不了多久，电脑也将像椅子一样，成为微不足道的和到处都有的事物。”

对于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些东西，比如椅子，比如我正在使用的PPT和话筒，它们都不再被视为技术。在我们谈论科技和创新的论坛上，我们不会讨论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早已存在并成为日常的一部分。话筒不过就是话筒，屏幕不过就是屏幕。

只有那些改变了旧有环境，让30岁以后的人感到不太接受的东西，我们才会认为它是新技术。

然而，凯利的说法实际上揭示了我们熟悉事物中隐藏的重要力量。熟悉的事物恰恰是最有效的事物。凯利对技术的定义是“尚未work”，比如现在我们谈论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到来，还没有生效。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没有真正融入到我们熟悉的生活中，所以它们被视为技术。而那些已经起效、已经充分地深刻的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的那些东西，我们已经不再把它们看作技术。

因此，当我们不再把某件东西视为技术时，才是它最大程度发挥着影响的时候。

前沿技术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它们正在对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冲击，而一些过时的技术已然不再能充分发挥作用，它们往往显得与日常生活世界格格不入，被放在博物馆中，被当作文物来看待。只有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非常熟悉的事物，才是真正完成了的技术。

而那些实现了技术，那些构筑着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方式的东西，恰恰是最不起眼的存在。比如像这张乔布斯在发布会上的图片，我们看到的是iPhone手机，iPhone非常重要，但是乔布斯身上的衣服是否也属于技术？它也是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衣服比iPhone更加重要。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在发布会上，没有拿手机，我们不会觉得奇怪，我们可能会猜想他在发布其他内容，然而，如果他走出来时没有穿衣服，我们就会非常震惊，因为他要穿衣服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衣服作为一项技术发明，它已经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已经充分嵌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因此，当它们正常发挥作用时，我们往往是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的。然而，一旦我们失去了它，我们会感到比失去iPhone手机更加震惊，更加无法接受。衣服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才充分体现。

同样，眼镜和其他一些技术产品，比如电力和灯光，它们没有被置于舞台中央受万众瞩目，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作用，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已经充分展示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因此，当我们学习技术史时，我们常常会重新激活对过去技术的惊讶和赞叹。我们可以回顾历史，重新体验那些现在我们司空见惯的技术，比如凯文·凯利提到的椅子。当椅子刚刚出现时，它所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可能不亚于iPhone或其他任何新技术。

比如说，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椅子在中国大约是由唐朝开始逐渐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南宋时期，陆游曾经记录了人们对椅子的观感，当时椅子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还没有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那时人们是如何看待椅子的影响呢？

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里写道：“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这句话浓缩了很多元素，“往时”就是历史性，技术它是有历史性的；“士大夫家”说明技术有阶级性，就是一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它对不同的阶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阶级先受到影响；“妇女”表示性别对于技术的接受也存在差异；“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则体现了社会、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都凝聚在椅子这一技术物发挥作用的过程中。

所以技术在真正起效的时候，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包括社会阶层、性别、社会关系和心理状况等等。而当技术变得普及并且熟悉时，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影响，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通过回顾历史，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到这些影响。

因此，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史的重要性，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激活“惊诧”。现在我们理所当然的东西，曾经冲击着古人的生活；现在我们陌生不解的东西，曾经是古人的理所当然；

这种跳出和激活，它可能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解放思想。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突破成见，跳出“理所当然”。当我们对历史有更多了解时，我们也会对现实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现在熟悉的东西，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曾经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未来也一定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只有在现在，才是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正常的东西。在历史的启发之下，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未来世界的不同可能性。

好，让我们回到之前的例子，凯利提到的30岁之前更容易接受新技术，而30岁之后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个例子实际上体现了学习的影响。因为技术的发挥作用，实质上是技术构建了一个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熟悉、稳定的生活世界中，我们觉得一切正常、熟悉和安稳，这就是技术发挥作用的结果。

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活世界还远远没有稳定下来。他们的成长和学习过程就是在尝试创造一个他们熟知的生活世界。因此，儿童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因为对他们来说，什么技术都是一样的，每一种技术都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世界。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世界已经塑造完成了，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方式里面了。所以对于老人来说，技术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构成他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试图用新技术取代他们习惯的旧技术，那其实不是取代而是破坏，因为你首先需要打破原有的稳定的意义链条，让它去适应新的结构。这对老人来说，意味着他需要重新学习。

 
2、技术是人的延伸

从前面提到的例子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每个人都是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去接受技术，而这些观点在技术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也不乏呼应。

我引用了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我们借用这个定义，技术是人的延伸。技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我们是谁。人不仅仅是一个由皮囊包裹着的客观对象，人是由外部环境中的某些东西来定义的，所以麦克卢汉说“人的技术是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说你是谁的时候，你不会把你赤裸裸地剥光了以后把肉一片一片地切下来，说这个是你，人不是像猪肉一样去理解。当你问我是谁，你看到我穿的衣服，你可以说穿着这种衣服的可能是个现代人；然后你看我使用的PPT和麦克风，你可能猜我是个老师。而如果你把衣服和工具这些外在的技术剥掉，你只看到我的肉体，你反而看不出来我是谁。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人本身是由他所建构的他生活世界的那些外在的技术决定的，“无论这个延伸是鞋子、手杖、拉链还是推土机，一切延伸形式都具有语言的结构，都是人的存在的外化或外在表达。就像一切语言形式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句式和语法。”

麦克卢汉引用并发扬了丘吉尔的名言，“我们制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了我们”。人和工具是相互塑造与定义的关系。他指出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

麦克卢汉用他的媒介哲学具体分析了某些具体的技术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的。他说：“轮子、印刷术或飞机能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人们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即使这样，一接触电光照明，他们的疑问就涣然冰释了。在这个领域，媒介即是讯息。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

各种的技术都能够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举个简单例子：媒介即讯息，电灯作为一个外在的技术，最能体现这一点。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个感知的世界就荡然无存。有电灯和没电灯，你所感知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演讲，如果没有灯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灯也能有其他交流和感知方式。

我举个更典型的例子，计时技术和钟表对生活方式的塑造。麦克卢汉和芒福德等技术史家都强调钟表的重要作用。芒福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蒸汽机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蒸汽机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是在工厂，而工厂何以可能？工厂必须要有统一的时间才是可能的。工厂必须统一大家的工作时间，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九等，必须要有一个公共的客观的时间标尺在那里，而这个客观的时间标尺又是脱离了自然的时间标尺的，无论是刮风下雨，你都要朝九晚五地去工作。

在现在，我们说讲座下午3点开始，你们就能3点准时过来，我就能3点准时开讲，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在古代，日上三竿，你就该起床了，太阳下山，你就该回家了，这是一个自然的时间标尺，不是特别客观。你顶多就是养个公鸡，公鸡一打鸣你就怎么怎么样，也不是特别精确。所以古代人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时间观念的。

只有非常少的一群古代人有这样的一种对于刻板的客观的时间标度的需求，就是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在修道院里，哪怕是公鸡不鸣、太阳不出，修道士也需要定时去祷告，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度量来匹配他们这种非自然的、刻板的生活方式，而不能依靠太阳和公鸡。

所以机械化的时钟最早发端于修道院。其实中国寺院也有句俗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钟在寺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要求僧人按照刻板的规律来生活，要早课要晚课。

按照一个客观的时间进行规律的刻板的生活，这件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在古代这只是一小部分修道士的生活方式，但是通过时钟的普及，这种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开来。修道院经常坐落在教堂旁边，高挂的钟被其他人看到。他们虽然不是修道士，也会被时间不断影响着。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在客观的时间环境中被规训。

时钟的扩张首先是修道院生活的扩张，其后是工业时代的工厂制度的扩张。除了指引时间的节奏外，时钟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与工业时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比如，时钟驯服了自然的能量，将其转化为均匀的机械节奏；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它是一个自动化运行的机器；它是追求精密化的机器。这些特点都是工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隐喻或起源。

麦克卢汉修正或补充了芒福德的观点。芒福德只强调了时钟是作为刻板、规律的时间标度工具，但未强调这个时钟其实是西方机械钟，它其实把感知时间方式，由听觉为主转变为以视觉为主。无论中西方，传统的时间感知方式是声觉鸣响，通过听觉传达；而机械钟表则是视觉传达。这个转变还有一个人类感知习惯的过渡阶段，一开始，机械钟表会每小时报时，但后来渐渐取消了这个功能。起初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觉的时间，认为到了特定时间钟就应该响起，到后来人们会觉得这样很吵，不再需要声音提醒，只需客观的视觉感知即可。

麦克卢汉认为，由以听觉为主导的意象转变为以视觉为主导的意象，对于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听觉感知是突然性的遭遇性的，比如中国古代人讲“时”，他们强调的是“时机”，“恰逢其时”“时不我待”等等，讲的是一个突然性的遭遇性的事情。而视觉意象通常没有突然性，视觉是一个冷漠的感觉，你可以置身事外、远远地、冷静客观地看待，视觉感知的时间其实是客观的均匀流逝的。现代人更倾向将时间理解为客观的、均匀的东西，这是机械钟表的影响。

麦克卢汉还举了一个例子，即当你听到雷声时，你总是先看到闪电，因为光速比声速快，但奇怪的是，当你看到闪电时，并没有非常震惊，而是平静地接受它；而尽管你预期很快会听到雷声，但雷声实际响起时，仍会让你一惊。这说明听觉总是给人一种突然性的遭遇性的感觉，而视觉则给人一种冷静客观的感受。

所以麦克卢汉说，当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关于时间空间的一些技术，它们对你的感官的影响发生了切换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会发生变化。他们认为现代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标准化生活方式，来源于视觉中心主义的崛起。

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做一些佐证。例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在他的著作《大地的钟声》中记录法国乡村的变化，他们神圣而富有意义的钟声如何最终变成了扰乱“私人生活”的噪音，而拆除鸣钟的行为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深深纠葛，当鸣钟被禁止时如何引起群情激奋等等。

我们再回到学习这个概念。当我们说技术塑造了人，塑造了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时，其实意味着人没有先天的固定的感知习惯、感知方式、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后天塑造的，或者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塑造的。这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一个特点，即人类没有所谓的“自然的”生活方式。人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当然可能有茹毛饮血的状态，但是一旦拥有技术，作为“人”来进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方式就会由相应的技术环境来塑造。

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也讲到，人类的本质恰恰是缺乏，需要后天补足。相比之下，其他动物具备先天的能力，一旦成长起来，自然而然地获得的那些能力就决定了它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些动物能够飞行，它们就在飞行中觅食；有些动物拥有尖牙和利爪，它们就是捕食者。

然而，对于人类而言，他的先天能力非常脆弱，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依赖的不是先天的能力，而是后天获得的能力。人的先天能力非常弱小，什么都干不了，甚至连爬行都需要学习。人能够获得的能力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来。这个也和人的生物学特点相互印证。相较于其他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人有非常独特的漫长的青春发育期和老年期。其他动物并没有更年期的说法，它们一生都可以生育，而人类在没有生育能力之后，依然有一段较长的寿命。

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人需要学习。人在漫长青春期需要向经验丰富的老年人学习。人的生存能力需要通过后天学习而得。前面提到的人为什么先天孱弱，但最终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成为生物链的顶端，就是因为人可以依靠后天学习到的能力和技术来补足先天的身体的缺陷。人类没有野兽的尖牙利爪，但可以用石器来弥补。

因此，人类存在漫长的没有或只有很弱的生产能力和繁衍能力的青春期和老年期，就是因为人类需要在幼年期接受老人的教育。这是作为人类的特点之一。

这也解释了前面说的，为什么年轻人更擅长学习和创新，为什么年轻人更能主动适应新事物，而老年人通常对新事物持怀疑态度，不是因为老年人智商不行，而是人类这个物种就是这么进化出来的。老年人的职责并非学习，而是教学，年轻人的职责才是学习。这是人类的生物学特点。

而年轻人学习、老年人教学这样的分工其实已经被逐渐瓦解了。随着技术的发展，老年人的教学使命逐渐瓦解了。首先是容器、文字等外在的技术出现，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学习，而不再完全依赖于口耳相传；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每个具体的分工都有专门的人去从事，教师也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分工，教师并不非要老年人来担任。在原始部落里，那些教授知识的人一定是老年人，而到了农业社会，到了后来的文明社会之后，承担教育职责的可能是职业的教师，不一定是老年人。

而到了工业时代以后，人们不再崇尚祖传的秘方，不再崇尚老越吃香，开始崇尚创新，追求最新的发明，老年人因为跟不上技术，地位逐渐边缘化，不再承担关键的社会职能。所以老年人现在只负责安享晚年。

而且今天不仅生产性技术，老年人生活所需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使得老年人连安享晚年也变成了一个问题。老年人想要安享晚年，但他们发现如果不使用支付宝、微信或移动手机，生活就不方便，他们得不断适应新技术。然而，他们的适应能力又天然地不如年轻人。所以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是社会的老龄化，另一方面又是新技术的更迭速度远远超过人类世代更迭的速度。

图：Horace Dediu:1900年起技术发展和预期寿命图

这张表格是一位美国人绘制的，展示了自1900年以来美国各种新技术的普及情况。图表最底下的是9%和10%，最上面的是90%。它展现的是一个新技术从刚问世、被不到10%的人使用开始，到它被90%的人使用、变成一个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的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最早的电话、汽车需要几十年才普及，而到了智能手机等新一代技术，这条曲线已经基本变成一条直线了。

同时，图表还有一个横轴，表示人的预期寿命，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多少次技术迭代——一种技术最终被90%的人使用，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学习。

对于古代人来说，他们也会面对一些新技术，但他们可能一生只需要学习一门技术，适应一种新技术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一生中要不断学习新技术，否则就跟不上潮流。然后可能有些技术你刚学会了，它就落伍了，又更新迭代了。

这是技术的更新迭代与人类的关系，这非常重要。对于老年人如何理解技术和技术的意义，我们需要给予重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这本身其实是一个意义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老年人的意义，难道老年人就是注定被社会抛弃的吗？

 
3、AI时代需要复兴自由教育、博雅教育

我们这里不再展开，继续回到技术和学习的关系。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学习的方式。最早在人类的远古时期，人类是通过经验丰富的老人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学习。随着城市文明和技术专业化的出现，教学职能逐渐转由专业教师承担，学徒制也出现了，师傅将技能传授给徒弟。这一模式是城市文明建立和分工出现的标志。

从教科书上学习的模式则是印刷术兴盛的标志。目前我们熟悉的教学模式是印刷术之后出现的，课堂上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教材，按照教材逐步学习。

到了工业革命后，技术的职业化和分工化促进了教育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正如工厂是生产方式职业化的体现，学校成为了教学方式职业化的体现。

而现代技术进一步影响着学校中的学习方式，例如数学化思维和标准化思维，影响了学分制和考分制的形成。

我们正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这也改变了学习的含义。比如在信息时代，“博闻强记”的意义被弱化了。与农业时代不再需要打猎一样，在信息时代，我们也不再需要那么强的博闻强记的能力，而是更需要搜索和联想的能力。

接下来，我想讨论AI时代。AI时代机器也学会“学习”了，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以及如何学习，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学习的意义。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直接给出结论：AI时代我们需要复兴传统上的人们学习的目的。

传统上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古希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中国先秦时期，学习的目的都是成人。最近《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了，它讲述了古希腊的教化，学习的目的是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品德完善的人，得到灵魂的健全。

后来，在中国，学习的目的逐渐转变，到了科举制度，变成了学而优则仕。学习不再单纯出于健全灵魂这些目的，而是出于相对功利的目的，为了做官。然而，这种制度某种意义上培育的依然是你的品德，做官肯定还是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再加上一定的治理能力。

在西方，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目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转变为贵族教育，形成了自由七艺的传统——西方更加强调自由。

自由七艺包括7门学科，其中理科有4门：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文科有3门：逻辑、修辞和语法。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的”——不是为了谋生而设的技能，而是为了自由而设的学习。为什么要学习？是为了培养个人品位，这是贵族的教育，追求高尚趣味，脱离低级趣味。

到了西方的启蒙时代，启蒙教育重新定位了学习的意义。启蒙教育是所谓的“公民教育”，学习是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所以说为什么叫“义务教育”？你必须学习，才能拥有投票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才能为自己负责。这本质上还是一种现代意义下的自由。

只有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和专业化以后，学习才是为了找工作，学习是为了习得一门手艺以谋生养家成为了主流思维。

在古代的精英教育，遵循的是理想的教育观念，现在，教育变得普遍化，目的就转变为习得一门实际谋生的技能。然而，在AI时代，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我们可能会重新回到传统的自由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的方向。

工业时代的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变成了职业化教育，要培养的是大量适应工业生产角色的人才和劳动者。然而，这与教育理念和追求造成了悖论。

从古希腊到现代，无论是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还是近代的贵族教育，都坚持以培养健全的人作为目标。这一目标我们很多人还在坚持，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用传统观念看待教育，认为教育是为了成人，完善灵魂。然而，在职业教育和现代专业教育中，这一目标似乎遇到了悖论。

德国18、19世纪的国务大臣孔特曾说：“只有接受了教育的人才能克服自身的惰性，从劳动中得到快乐。”他好像是说，人需要劳动，如果人没有接受教育，劳动就是痛苦的，但如果接受了教育，劳动就是快乐的。

但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否接受教育，都不能把人从枯燥刻板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变成了枯燥刻板的劳动将教育本身给异化了，让教育也变为了一种枯燥而刻板的活动。然后教育的结果就是你去从事流水线上枯燥刻板的劳动。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前面我们说过，人与技术环境是双向塑造的，技术环境注定会塑造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无论如何，在工业时代成长并接受学习教育的人，必然带有工业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

工业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复制，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量产，大规模、标准化地制造、复制相同的产品。工业化生产的本质决定了工业化时代对人的需要。工业化社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因此人才的使命和任务就是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所谓的创造，所谓的每一个人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创造当然也是必要的，工业时代弘扬创新，但创新只是生产链条的一小部分。例如，你可以发明汽车，但发明得到的一辆汽车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汽车的需求，我们需要流水线化地去生产，高效地复制汽车，所以复制的技术要高于创造的技术。

那么针对这个基本需求，工业化时代要求人才也是可复制的，即可以从事相同角色和位置，适应流水线化的复制品的生产。工业时代，人的特性变成了复制品，人们追求的不再是自己的个性和灵魂的独创性，而是适应社会角色，而这些社会角色就像零件一样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看到，工作岗位是可互换的，当一个人下岗时，另一个人可以接替其职位。

在工业时代，社会的整个运行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可互换的标准化的生产模式等塑造之下形成的，理所当然的，工业时代的教育方针和体系也趋向于培养复制品。尽管我们常常批判这一点，但它本质上就是人在工业时代的宿命。只要我们的生产环境仍停留在工业时代以复制为主要使命的工业化生产模式中，人的教育就必然是量产化的，而非回归到创造性或成为健全的人。

然而，现在我们的时代环境可能再次发生新的变化，信息时代或许正在推动一场新的革命，颠覆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在信息时代，信息物的创造具有一个新特点，即信息物的复制不再是主要问题。信息本身很容易复制，只需创造一份程序，便可自然地进行复制。例如，创造出一个AI，就可以将其复制给其他人使用。因此，复制可能不再是社会的主要使命。这个时候，我们或许有机会改变教育的方针，不再是旨在培养可替代的耗材，而是重新回归到人本教育、博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