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17
6月15至16日,基石大讲堂第二十五期在无锡成功举行。本次大讲堂由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与基石资本联合主办。本次峰会以“科学与技术”为主题,围绕科学与技术的源流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前沿领域,多位重量级的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和投资家发表了精彩观点。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胡翌霖老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技术》的演讲。我们将其分为三篇发布。此为第三篇。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技术往哪里去。
技术从哪里来?技术往哪里去?我的简单的结论是,技术从工业革命到AI兴起,目的是造福人类。
这张图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典型的纺织工厂的景象。大型的纺织机——当时叫骡机——在1800年之后逐渐成为纺织厂的主流。庞大的工厂车间中只需要几个工人,其中包括两个大男孩——一个18-20岁,一个14到18岁,还有一个4-8岁的小男孩。选择这么小的男孩,是因为他负责钻到机器里面清理棉絮,太大了钻不进去。而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机器是在不停运转着的。童工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至少也要14个小时,最多可能达到18个小时。有时候还有一个大人作为监控者,负责管理。只要4个人就能负责一个这么大的车间的生产,这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景象。
这个景象预示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失业——原来很多人做的事情,现在只需要几个小孩就行了,小孩便宜;另一个是残酷,童工的待遇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到童工的工作状态、工作时长都是非常糟糕的。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新的工业革命。最近在讨论AI话题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观点:
“被新技术大幅减少的不一定是就业机会,更可能是社会整体的平均工作时长,比如二百年前欧洲很多地区人们的劳动时间每周超过了100小时,现在欧洲很多地区只有35小时。”
“AI不会替代人类工作机会,而是将创造更多的新就业岗位。作为堪比历次工业革命的大浪潮,AI或将创造全球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奇迹。”(李彦宏)
“就像工业革命那样,AI会造成失业,但随后会催生出各种新兴产业,提供大量新岗位、新职业。”
“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主义者那样,反抗新技术是愚蠢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些观点都喜欢用工业革命进行类比,认为AI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并认为我们不必担心、不要反对,因为工业革命最终来说是一件好事,促进了人类进步。
然而,如果我们对科技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AI革命真的是像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那样的事件,那么我们将面临的情况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将AI革命类比于工业革命,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遗忘历史。他们想当然地描绘工业革命的图景,完全不顾历史记录。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底层的错误。
第二种错误是归因错误。他们可能看了历史,但把历史中的一切好事都归功于科技,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特别是抗争和改革的意义。我接下来会讲这个例子。
第三种错误是上帝视角,也就是冷漠。尽管他们看到很多人遭受苦难,但却将之视为为了人类进步的必要的牺牲,对于个体的苦难持冷漠态度。
最后一种错误是类比不当。其实我们面临的情况与工业革命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可能更加严峻。
我们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工业革命时期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人对工业革命的回顾,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学者的报道,他们对于工业革命的评价是非常不一样的。
现代人通常倾向于美化工业革命,将其视为一项伟大的壮举和善事。例如,罗杰·奥斯本在他的一本关于工业革命的出色著作中写道,“工业革命的意义,无论怎么描述都不过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竭尽全力与自然界保持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绝大部分人都在饥饿、疾病和衰老的威胁下,勉强地苟活在世界上……在[工业革命后的]新世界里,人们摆脱了饥饿和物资短缺的困扰”。
而当时的人又是怎么看的呢?F·哈克特在1844年说:“机械化以及难以置信的精细分工降低了民众应有的体力和智力,竞争又将其工资压低到仅够糊口的最低水平。在市场过剩的危机时刻,工资还会降到糊口底线之下……悲惨的人类大众只能遭受饥饿与匮乏的种种煎熬。”
因此,我们看到,这两种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人说工业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饥饿和匮乏,另一个人说悲惨的人们只能遭受饥饿与匮乏的种种煎熬。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恩格斯。恩格斯是一个工厂主的后代,他的家庭本身是小资本家,但他在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的驱使下,调查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书大概是在1844年。
我们从书中节选两段:
“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3;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20%,有些地方减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1843年1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
英国工业时代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呈现这样的景象,此时工业化达到小高潮,随后转变为这种状态。这一时期被经济学家称为“恩格斯停顿”,它描述了从18世纪末到1840年代期间,整个欧洲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增长和进步,反而停滞不前甚至急剧下降。
巧的是,就是在恩格斯完成这本书之后,大约在1850年至1860年,情况逐渐好转,但仍然相当悲惨。直到19世纪末,工人待遇才得到真实的提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才能说比100年前好了一些,但也没好到哪里去。一直要到20世纪,逐渐才好起来。
现代学者提供了更多客观数据来说明当时工人的状况。
例如在平均寿命这一硬指标上,当时的工业重镇——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平均寿命比全英国低10岁,全英国的平均寿命本身也不高,约为41岁,而这两个城市的平均寿命仅为31岁。
又如收入数据。1760年到1830年间,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20%,周薪上涨了12%,如果按照时薪计算,实际薪资反而下降。
再看粮食消费量,包括恩格斯也统计了肉类与粮食消费。1840年之前,英国整体的粮食消费量一直在下降,尤其是肉类的消费量急剧减少,直到1840年代之后,粮食消费量才触底反弹,可见人们的饮食状况不佳。
此外,通过解剖学发现,1850年左右出生的英国男性,身高明显低于前几十年的男性,一直到19世纪末也没有恢复到1760年的水平。身高的下降说明了当时存在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
还有对童工的压榨也是一个问题。在1830年代,纺织工业约有50%的工人是童工,而煤炭行业则有33%。童工的工资最低只有成年工人的1/6,每天工作时间却最高达18小时,还经常从事危险操作。
以上就是工业革命初期的情况。实际上,这已经都不算是初期了,从1760年代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一直到1840年,已经经过了近80年的时间。如果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瓦特时刻”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未来80年可能都会是这样的状态。
之前我们提到了劳动时间的减少,“二百年前欧洲很多地区人们的劳动时间每周超过了100小时,现在欧洲很多地区只有35小时”,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但问题是,这个进步应归功于谁呢?
事实上,每周工作1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哪里有100小时这样高强度地工作呢?当然,这个说法在统计数据上就是不准确的。我找到了一个表格,它显示了不同时期英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
可以看到,英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在中世纪时期是相当少的,从1600年开始才逐渐增加,主要上升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以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织机为标志,工业革命开始兴起,其后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直到1830年达到顶峰。1830年后工作时间出现下降,是因为当时英国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萧条,所以这里的下降也不是什么好事,它意味着高失业率。1830年代的经济萧条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结束。
还有几个重要节点,如187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降。当时发生了什么呢?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1868年,英国工会联盟的建立。这些事件标志着工人的组织化,工人团体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抗争,随后工作时间开始下降。
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得工作时间有所减少。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有人将工作时间的减少归功于科技发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在1760年开始的科技发展,增加了人们的工作强度,真正导致工作时间减少的,一是经济萧条,二是工人运动。
工人的抗争包括组织社会运动、建立社会组织、推动立法等等,其中的卢德运动、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等,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这些活动此起彼伏,持续了100多年。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抗争,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会随着科技发展而自动改善,这是很难说的。
这是英国的状况,它是最早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的国家。而一些后起的国家,直在20世纪仍未解决工业革命初期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包括广泛失业、工人境况堪忧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以及物资匮乏等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纳粹兴起。失业危机并不会自动解决,而如果不解决,最终谁会来解决?希特勒上台来解决了。纳粹党发出宣言:“再也不会出现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情况了。”
纳粹上台时,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共产主义,声称饥荒和战争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呼吁给他们投票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无论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它们都需要解决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你不能用更和平的、更温和的方式解决,就一定有人用更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是是否需要社会革命,而是等待哪种社会革命。
我们不能指望不采取任何行动,听任科技的发展,相信科技会自动将人类带向美好未来。这种观点是可疑的。
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是暂时的,长期来看人类肯定会进步,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工业革命从长远来看当然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但问题是,“长远”是多长?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长远”就是我们的一辈子。之前说到一个数字,80年,80年就是整整一个人的寿命,相当于3至5代人都生活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当然可以说,过了80年后,工业革命就一片光明了,未来就会好了,但问题是你活不过那80年,你就是牺牲品,你就是受害者。
很多人的观念是:只要全人类长远来看进步了,那么一部分人在短期内做出牺牲,成为垫脚石,那也是不该有丝毫怨言的——哪怕这个“一部分人”其实是大部分人,特别是底层劳动者,哪怕这个“短期”可能长达几代人。
但还是有一些人有怨言。这些有怨言的人在不断抗争,勉强争取到些许福利和保障制度,但后世也不认为那是抗争之功,反而将其归为科技进步的福祉。
比如,劳动时间从100小时减少到35小时,人们认为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不是那些代代相传的抗争者为之奋斗的结果。这些抗争者和抗争运动,包括我们纪念的五一劳动节和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者的保障,但现在的人们可能都认为,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功劳,而不是人们抗争的成果。而如果人们仍然相信科技进步能够自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将面临下一个希特勒上台。
我之前推荐了一本书,弗雷的《技术陷阱》,他说:“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调整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短期’可以是人的一生。而且,长远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短期内做出的政策选择。”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之所以在长远来看是好事、是进步,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也取决于人们为适应和应对新技术所做出的抗争和调整,以及新的社会设计和法制建设。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重要的,如果在短期不付出这些努力,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拥有一个“长远的”美好的未来。
最后,我们再谈谈之前说到的第四个错误,即忽视了这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同之处。这次工业革命可能更加严峻。
人工智能的先知诺伯特·维纳在其1950年的著作《人有人的用处》中表示:“自动机的采用会带来失业现象,它同目前的工业萧条甚至三十年代的危机相较,后者只不过是儿戏而已。这种危机会给许多工业部门带来危害,甚至也可能给那些利用新潜力的工业部门带来危害。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传统决不妨碍工业家去攫取迅速取得而又稳当可靠的利润,并且在他个人行将破产之前溜之大吉。”
维纳在这里讽刺了那些只关注眼前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资本家和工业家。
维纳指出,现在面临的危险是非常可怕的——30年代的危机引发了纳粹上台,但他认为相比起来也不过是儿戏而已。
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那么可怕呢?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的新工作,填补了岗位缺口,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但现在,人工智能革命是一种新革命,它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AI已经学会了学习。有人声称未来人工智能会创造新的岗位,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这些新岗位呢?人并不能自动适应新岗位,必须通过学习来适应新岗位,然而机器学习速度更快。因此,AI革命可能创造许多新岗位,但这些新岗位人类也很难竞争过AI。最后,人类可能只能从事给AI清扫灰尘等的工作。
简而言之,我们从工业革命中学到的教训是防止以下四种错误。
首先,我们要尊重历史,全面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特别是要关注那时的失业危机等负面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是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阅读历史。
其次,我们应该公允地归因,不把一切好事归结于科技,把坏事归咎于偶然性。我们要正确评估工人运动等抗争行动的积极意义,承认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同样重要。毫无疑问,我们不希望再次面临反复出现的工人运动、新的纳粹党、新的卢德主义,这是令人恐惧的。既然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就应该吸取教训,通过一些温和的方式促进公平和福祉。
第三,我们应该有人文关怀,不要把自己代入到一个玩《文明》游戏的玩家,认为无非就是牺牲了一批人,牺牲一批人就过去了,国力就发达了。这种观点是非常冷漠和非人道的。我们应该同情底层境遇,不能认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科技进步是为了给人类带来福祉。
第四,我们应该正视两次工业革命的差异,注意到AI技术的新特点,准备好应对在许多方面更为严峻的危机。
最后简单总结,技术到哪里去?
我们首先要承认,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技术是工具,人是目的,而非相反。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逻辑其实是人是工具,技术是目的,因为他们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追求的目的,认为可以为了促进进步而牺牲一代人。
这种逻辑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技术进步是永无止境的,你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技术的加速发展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值得的,那么下一代人呢?下一代人是否也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来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呢?技术永远可以发展,技术永远可以进步,所以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此这种逻辑是可怕的,它让世世代代都成为牺牲者。
所以,我的主张是必须回归以人为本,回归以人为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长期来看会造福人类,来掩盖我们短期内为技术所牺牲、为技术所奴役的状态。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们人类借助技术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造福人类自己。
谢谢大家,我的讲座到此结束。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