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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现代科学的起源 | 基石大讲堂

202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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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至16日,基石大讲堂第二十五期在无锡成功举行。本次大讲堂由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与基石资本联合主办。本次峰会以“科学与技术”为主题,围绕科学与技术的源流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前沿领域,多位重量级的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和投资家发表了精彩观点。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吴国盛老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科学》的讲座。演讲内容分三期发布,此为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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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起源


刚刚我们讲了科学的第一次起源,而现代科学单独又起源了一次,第二次起源是在近代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继承了希腊科学的基本精神气质,但又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现代科学跟希腊科学最大的区别是现代科学是有用的,希腊无用的科学如何转化为现代有用的科学,这是第二次科学起源的内容。

之前我们讲过,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一个非常稀罕的现象,如果我们用搞笑的话说,它就是个变态现象,它不符合文明发展的一般的模式。的确也是这样,希腊作为科学的策源地,希腊民族并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希腊民族很快就衰落了,先是被亚历山大征服,再被罗马人入侵,后来又被土耳其入侵,希腊历史上被三次灭国。所以并不是说有科学的民族,它就一定能成为霸主,科学并没有成为大国崛起的象征。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研究科学史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无法摆脱“科学救国”的思路,没有把科学当做一种文明的形态,当做一种人类存在的优雅的方式。

我把科学史总结为7句话:

  • 在希腊起源

  • 在罗马帝国式微

  • 在伊斯兰世界被发扬光大

  • 在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世界重获新生

  • 在16、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中形成现代形态

  • 在19世纪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 1600年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史称西学格致、赛先生、科学

我们之前讲到了在希腊起源,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就只对希腊科学为什么会失落,以及失落之后如何回归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1、希腊科学的失落与传承

希腊科学从历史上看分为两个时期,一个叫古典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23年。为什么是323年,有零有整的?这一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的去世意味着古典时代终结,进入希腊化时期。

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从希腊半岛、爱琴海地区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比如埃及。埃及当时是希腊化的重镇,当时的埃及已经不是古埃及了,而是由托勒密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是希腊将军,他是亚历山大手下,他占领了埃及之后,把希腊文明移植到埃及,缔造了辉煌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典型体现是,当时埃及的首都叫亚历山大。

希腊化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埃及王国被罗马兼并,电影《埃及艳后》讲的就是兼并的故事。希腊科学衰退主要发生在希腊化时期。

希腊科学在公元后的罗马帝国时期继续衰退,一直到公元500年,希腊科学的光辉在慢慢散尽。

希腊科学出现时非常耀眼夺目,高度极高,但是它也免不了衰落的命运。

希腊科学因何失落?因为这个东西太昂贵,太贵重,太高。它依存于自由民有闲阶层的闲情逸致,这些闲人既要悠闲,又要对宇宙奥秘有好奇心,而且脑子还要比较发达,这么多条件怎么凑得上?

而且最重要的悠闲的条件很快就由于城邦时代的结束而丢失。一旦希腊人没有了那个精神劲儿,它就衰落了。

中国人经常说“红颜薄命”,希腊科学有点那个意思,你长得太漂亮,根基又不深,人生就很容易悲催。

另外,基督教的兴起对希腊文明也是非常不利的。

从公元500年开始,欧洲进入黑暗年代,那个时候西罗马帝国已经崩溃,分解成很多蛮族主导的小王国。希腊文明本身在罗马,罗马帝国已经没了,而新兴的那些小王国本身就是文盲,他们没有文化知识,更别说科学知识,整个欧洲的文明就陷入了黑暗年代。

一般我们认为黑暗年代是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这期间的欧洲人,只有基督教会里面的牧师认字,普通人根本就是文盲。即使是牧师中那些有学问的人,也已经不能证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这种基本的几何问题了。

但是希腊科学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是跑到伊斯兰帝国去了。伊斯兰帝国为什么搞希腊科学?这里面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阿拉伯人由于伊斯兰教的创立很快崛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打下了叙利亚和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伊朗就是波斯帝国的后人。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信伊斯兰教的,打得头破血流,一个原因是教派不同,分别信逊尼派和什叶派;另一个原因是种族不同,伊拉克人大多是阿拉伯人,而伊朗人大多是波斯人。

阿拉伯人最先占领了两河流域之后,其实面临了一个和康熙他们类似的问题,即阿拉伯是少数民族,波斯人是多数民族,一个少数民族在马背上打下了天下,还要统治多数民族,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尊重和弘扬这个多数民族的文化,来建立起统治的合法性。

就像康熙入朝之后,当时有两派观点,鳌拜那帮人认为不要跟着汉人混,康熙则认为还是要汉化,所以得以长治久安。而元朝蒙古人不愿意汉化,所以蒙古人待不长,80年后就回去了。

按道理,阿拉伯人占领波斯以后,就要弘扬波斯文化,而当时希腊文明由于在欧洲地区受到基督教的打击,跑到了波斯地区,结果阿拉伯人误以为希腊文化就是当地的波斯文化,糊里糊涂地开始弘扬起了希腊文化。因此,希腊科学在阿拉伯地区反而又发展了一段时间。

阿拉伯人或者说伊斯兰教对科学很有贡献。比如说古代希腊科学没有化学,是阿拉伯人由炼金术发展而来的;古希腊也没有代数,代数也是阿拉伯人搞出来的,阿拉伯数字应该是印度数字,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传到欧洲去的;在天文学、光学方面,阿拉伯人也有一些特殊的贡献,比如天文台、星盘、回归年长度、三角函数等等。现在一些以“al”打头的词,如“algebra(代数)”,其实都是阿拉伯人的贡献。我们的现代科学首先当然依赖希腊科学的主要基因,但是也有阿拉伯人的贡献。

阿拉伯人最早接受希腊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伊斯兰世界诞生?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希腊科学始终没能进入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地带,它跟伊斯兰文化始终是一种“体”“用”关系,类似于我们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少数头脑清明、思想开明的哈里发喜欢希腊文明、愿意搞科学,希腊科学就得益,有些哈里发不喜欢,希腊科学就没发展,希腊科学从未在伊斯兰世界被制度化。

最终希腊科学通过阿拉伯人二传后又传回了欧洲,这就是欧洲的苏醒,欧洲的学术复兴。欧洲在经过500年的漫漫黑暗之后才开始恢复,在此期间欧洲也不是什么都没干,欧洲其实发生了三大技术革命,包括农业技术革命、军事技术革命和机械技术革命,为迎接希腊科学的到来做好了技术准备。



2、现代科学在基督教世界的复兴与变革

大学:现代科学的制度条件

欧洲人接受现代科学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创办大学,大学是基督教欧洲的发明,其他的文明都没有,大学完全是一个基督教世界的现象;第二个是把希腊的科学精神完全地纳入了基督教的神学教育之中,创立了经院哲学,而经院哲学其实就是基督教化了的希腊科学,也可以说是希腊化的基督教神学。

什么是大学?大学我们很容易理解成是一个讲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其实没那么简单,古代有很多讲授高深学问的地方,但它们都不是大学。

大学有4重规定,第一个是拉丁翻译运动造就的欧洲学习热潮。把希腊学术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我们称之为“拉丁翻译运动”。由于大量的希腊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需要有人去教授那些想学习的年轻一代,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学习热潮。

第二个是学生与教师的自治组织。我们看到,大学的出现是一种自主发生的现象,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底色中,自主性一直在发挥作用,他们学习是自主学习,办大学也是自主办大学,不是国家要办,不是教会要办,而是那些想学习的人想聚在一起相互学习,于是抱团取暖,结成一体。这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气质。

加上当时基督教世界统一颁发文凭的需要,以及大学最终完成了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融合,就是大学的四重规定。

大学的出现和当时欧洲的一个重要改变有关系。

欧洲非常有意思,它虽然有教会,但是教会并不是一手遮天的,欧洲的基督教会始终秉承政教分离的原则,在教义里面已经把教权和王权分离开了。基督教信奉,让耶稣的归耶稣,让凯撒的归凯撒,让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让雅典的归雅典。

政教分离的原则特别重要,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落实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混乱时期,很多有野心的教皇想要染指王权,有些有野心的王国也想染指教权,但是大体说来,在整个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教皇来任命国王或者国王来任命教皇的情况,还是分得很开的。

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法律革命中,教会法以成文的方式出现。因为政教分离的基础是教会有法,教会有法让教权和王权的边界以一种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而这种固定又促成了第三阶层的出现,就是市民社会。

我们知道,希腊和罗马都有很强大的公民传统,“主权在民”是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我们中国古代“主权在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使在希腊罗马时期,一个普通公民,他也认为自己是有权利的。这一思想在黑暗时期一度衰落,黑暗时期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那样的军事统帅做主的机制。但是那种文明的底色和基因仍然存在,所以在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异军突起,那些工商业从业者开始在交通要道、在一些矿产资源地组建独立的自治组织,形成了城市。

所以西方城市其实有一个自治品格,城市都是在与王权和教权的周旋之中建立起来的。比如这块地本来是国王的,我们跟他说,这个地你给我们用来建城市,我们跟你签订契约,每年纳多少税,你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治。

城市自治在中世纪后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早期的曙光。在城市里面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行会,行会对外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内构建行业标准,也就是立规矩,所以市民城市里面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行会。这也是大学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大学”这个词本身就是“行会(universitas)”的意思,只是后面学生和老师行会占用了这个词,将其由通名变成专名而已。

早年有学生行会,有教师行会,它们跟其他的行会一样,都是对内制定行业标准、对外争取合法权益,比方说要为学生争取权益,为教师争取权益。现在我们学生票其实就是早年的大学生和市民当局达成的妥协:你不给我提供交通优惠的话,我们就不在这里办大学。所以现在大学生的火车票半价,这个标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大学传统的一部分。

还有学位制度,学位其实是教师行会的一种教师许可证,拿到学士学位可以教一门课,拿到博士学位可以教所有课。

所以这些通用制度来自于基督教世界对于自身教育制度的统一性的认定。

当年欧洲从黑暗中苏醒以后,百废待兴,所以形成了“神法医”三大高贵职业,即神学家、法学家、医学家。贵族子弟一般都被希望进入这三个领域。“神法医”在大学里面分别由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三大学院来培养,所以过去的大学标配这三大学院。

位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这个第一所大学的名号其实是被追认来的,实际上大家根本不清楚博洛尼亚大学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1888年,意大利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大利政府和民众都有一种内在的需求,希望搞个大事儿,体现一下意大利文化的统一性,他们想了半天,最后觉得要不就庆祝博洛尼亚建校800周年得了。所以这样一倒推,博洛尼亚的建校日就被定成了1088年。其实利用大学的建校日来弘扬某种文化精神,中国人也经常这么干,前些年经常有些大学,去年才庆祝40周年,明年就庆祝100周年了,想通过证明自个儿古老来获取资源。

博洛尼亚其实是1158年才从巴巴罗沙皇帝那里取得特权许可状,所以如果你非要定一个建校日,这个可以算是一个。1219年,教皇洪诺留三世发布诏令,宣布颁发博士学位需要得到教会许可。

所以大学当年是在王权和教权之间左右逢源,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学的出现一定不是在那种大一统的地方,中国是不可能出现大学的。中国是自上而下来建立一个东西,而大学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自治的品格,这一点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其实很难说巴黎大学跟博洛尼亚比哪个更古老,巴黎大学一看人家已经占了时间就算了,反正老巴黎大学现在已经没了。巴黎大学主要是一所教师大学,讲授神学为主。

今天的很多大学都是巴黎大学的子孙。

牛津大学就是巴黎大学的儿子。1167年,英王亨利二世与法王菲利普二世争吵,亨利二世就招回了在巴黎大学学习的英国师生,回去英国成立了自己的牛津大学。

1209年,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在练习射箭时误杀了当地的一个妇女,激发了大学师生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之后这群师生们就出走剑桥,建立了剑桥大学。

1637年,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约翰·哈佛移民美洲,他在临死前将一半的产业和图书馆捐献出来,建立了哈佛大学。

以前的那些大学都是大学城,没有围墙,也没有自己的房产,都是租的。所以大学的精神气质不是大楼。我们的清华的梅贻琦老校长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符合大学早年的传统。

大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两希文明的结合。

刚才我们提到,阿拉伯世界其实都已经接纳了希腊文明,但是希腊科学始终没有被吸纳到阿拉伯文明的深处,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两个文明融合在一起。

大学体制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它增加了一个独立的艺学院,这个艺学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本科学院,而神法医学院就是研究生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是不收本科生的,你得本科毕业以后再到法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神学院等等去学习。

艺学院讲授的就是希腊的学术。因此,这个制度保证了基督教世界里面的每一个高端人才、精英人物,都在艺学院里做过4年训练,都饱读了希腊的诗书,深入接触了希腊文明。所以对四大学院的这种制度安排是非常独特且重要的。

我们中国其实以前也是这么安排的,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发明了“本科”这个词,但今天已经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undergraduate”要叫“本科”了。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之后提出了一个治校方案,他认为北大不像清华那样有钱,不要什么学科都办,而且北大也办得纯粹一点,所以他把商科、工科、医科、农科、法科等等全都去掉了,只留下两科,文科和理科。他认为,文科和理科是基本之科,简称“本科”,本科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本科就是艺学,先学做人。希腊人说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你先学“liberal arts”,做人的学问就是“liberal”。“liberal arts”你可以直译为“自由之学”,也可以译为“人文学科”,或者“博雅之学”“通识学问”等等都可以。但是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指源于希腊的建立在自由人性之上的成人之学。

所以艺学院在欧洲大学的地位特别重要,欧洲大学不光是直接培养神法医的高等人才,而且要让这些人才都先接受艺学院的熏陶。在艺学院里面吸取了希腊文明的养分后,再去学习为基督教世界服务的一些本事,这样一来每一个人才身上就同时浸透了两希文明的双重的痕迹。

因此,艺学院的设置为两希文明的整合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个很重要。大学对西方将希腊以来的科学传承到基督教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经院哲学:两希文明的结合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就是通过希腊的理性和逻辑的方式,重组基督教的教义知识,构建理性的基督教世界体系。

虽然我们中国人看来大同小异,但是在他们看来,基督教和希腊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基督教认为世界是有头有尾的,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而希腊人认为世界是没头没尾的。

希腊人认为世界是合理的体系,而一个合理的体系,就不能有开头。因为你如果设计了一个开头,人家就会追问开头之前是什么,你如果解释了开头之前是什么,人家又会问开头之前的之前是什么,这个问题解释不清,所以不如设计世界没有开头,这也是希腊理性思想的一个特点。

基督教早期的哲学叫“教父哲学”,它弘扬信仰,高扬天启的旗帜而贬低理性。经院哲学则是弘扬理性,当然毕竟是基督教世界,它不能说理性高于信仰,所以经院哲学说理性和信仰并驾齐驱,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简单地说,经院哲学就是用理性和逻辑的方式来重组基督教的神学知识,构建一个理性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世界体系。

最早的经院哲学家是安瑟尔谟,他要证明上帝存在。

我们知道,你要证明一个东西存在,就是用更加浅显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来证明不太浅显、不太明显的东西,那么,你要证明上帝存在,不就相当于是说上帝存在这件事情不太明显吗?所以试图证明本身就已经是对上帝的不公正了——上帝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吗?难道不是应该作为证明的出发点吗?怎么还将其作为证明的目的呢?所以安瑟尔谟当然就被指为异端,说他思想不正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理性证明甚至比上帝还高,这就是希腊思想的发作。

当然两希文明之间的种种矛盾有很多和解方案,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做出了重要贡献,像罗吉尔·培根、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纳等等都饱读希腊的文献,对希腊思想很有认同度,但是本人又是神职人员在基督教会里面工作。

这里面我们特别提到托马斯·阿奎纳,这个人特别重要,是他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用希腊的理性逻辑、科学的方法对基督教职业教育进行整理,写入了一部鸿篇巨制《神学大全》。《神学大全》是中世纪最典型的科学,它用逻辑理性的方法来叙事,来为基督教进行系统整理。更重要的是,托马斯·阿奎纳死后大概50年,1323年,他就被教皇封圣,这意味着托马斯主义成为了教会官方钦定的思想。也就是说从此开始,你的教师就可以合法地教授希腊科学,而且必须这么讲。因此托马斯封圣之事意味着希腊文明全方位地进入了基督教,两个文明的结合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阿拉伯世界中的希腊科学和伊斯兰神学始终是两张皮没有结合到一起,而基督教世界做了完整的结合。

所以我们都认为,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在基督教世界被发展起来,得益于经院哲学的成果,没有经院哲学的环节,现代科学根本不可能在欧洲立下根来。

我的书上有一个命题叫做“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很多人认为你是在吹捧基督教。没有吹捧的意思,我们说的是作为一个历史条件来讲,没有基督教这个条件的话,希腊科学是不可能进入现代科学的。


唯名论运动与现代性的兴起

基督教的大学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把希腊的思想、希腊的科学都引到了基督教世界,但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就只是把希腊科学原封不动地挪到基督教世界里,并不会产生新的科学类型。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的类型跟希腊科学是不一样的,希腊高举无功利的无用的这样一种知识类型,纯粹科学的这样一种理想,现代科学可不是这样。现代科学当然有希腊科学无功利的精神,但是现代科学一开始讲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科学就是力量,科学要创造财富,要为人类谋福利,这是现代科学的思想,这个思想从何而来?这个思想来自于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内部的一项叫做“唯名论”的思想运动。

唯名论的主要立场就是承认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连理性都拿他没办法。

它为什么叫“唯名论”?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按照希腊人的讲法,一个水瓶必然能装水,那请问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装不了水的水瓶?按照“唯名论”的讲法,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全能的,他当然可以创造一个装不了水的水瓶,这个“水瓶”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我们管它叫“水瓶”,并不意味着它能装水,这就只是个名字而已。因此,手表叫手表,不见得就能指示时间;麦克风叫麦克风,不见得就能够扩音;面包叫面包,你也别指望就能填饱肚子,在上帝面前一个面包能不能让你吃饱,取决于上帝,而不是取决于这个物体本身的名字。

所以“唯名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没什么逻辑可言的,我们过什么样的日子全是由上帝他老人家一手控制的,它要弘扬上帝的至高无上,弘扬上帝的绝对意志和绝对权能。

但是问题就来了,上帝这么绝对这么有能耐,他能不能说错话办错事呢?他能不能不按照理性的规律来?他能不能让火不是热的、让冰棍是热的?他能不能让重物不下落而上升?他能不能让水往高处流而不向低处流?

唯名论运动说当然可以,上帝什么都能干。那如果上帝什么都能干的话,那水是什么意思?火是什么意思?重又是什么意思呢?唯名论说就是个名字而已别当真。

这个思想听起来有点像抬杠,其实它很重要,它意味着我们可以打破希腊人这种理性的教条方法。希腊人的理性的教条的方法所产生的那套科学,在近代被彻底地摧毁,我们知道,伽利略、牛顿摧毁了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被摧毁,就在于“唯名论”运动高扬上帝的旗帜,用它来打压亚里士多德的权威。

所以中世纪后期思想非常的活跃,波澜壮阔。在大学里面,你可以高举上帝全能的旗帜来反对亚里士德,你也可以高举亚里士多德的旗帜来弘扬希腊理性精神,大学成为了自由学术的堡垒。

唯名论运动搞起来以后,谁最不满意,谁最害怕?教会。

因为唯名论运动其实是摧毁了世间的逻辑,摧毁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教会作为尚在世间的一个组织,他希望维持秩序,但唯名论者说没什么秩序可言。所以教会谴责这帮人,但是没有用。唯名论运动的旗帜很高,思想很正——我弘扬上帝全能有什么错?上帝本来就是绝对全能的。

但是上帝绝对全能的思想,如果走到一个极端,它会导致一个自我拆台:如果上帝这么极端,这么不可理喻,那么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能否得救不就是一个没谱的事情吗?上帝能不能让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上天堂?上帝能不能让一个一辈子心地善良、只做善事的人下地狱?按照唯名论的逻辑当然可以,你以为这是善事、那是恶事,那都是你个人的看法,不是上帝的看法,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眼中是什么样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信上帝干什么?

于是整个社会秩序就解体了。14世纪欧洲出现了非常悲惨的局面,百年战争、大瘟疫以及教会的分裂,一再地让人感觉到世界秩序荡然无存。

14世纪唯名论运动的风起云涌,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思想是麻烦的,这导致欧洲思想发生了一场凤凰涅槃,脱胎换骨,发生了一个新的思想运动——“人文主义”。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如此的不靠谱,上帝如此的不可琢磨,那人怎么办?人只能靠自己,所以人文主义登上舞台,取代上帝。上帝在这里还没有被打翻,只是让他退休。上帝退休,人类登上舞台,开始亲自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这是人文主义的基本逻辑。

人文主义认为,人是人生意义的真正的创造者,人只有自己为自己创造意义,世界本身不带有意义。由此,人文主义造成了一系列影响。过去依赖上帝干的事儿,现在人自己干,所以人作为分享继承了上帝自由意志的存在者,开始要挥洒自己的意志,以此来为新世界构造新的意义,于是乎人文主义运动推动了文艺复兴,推动了宗教改革,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欧洲社会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们过去搞不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世界要搞文艺复兴,要搞人文主义,就是因为遗漏了中间的唯名论运动的环节。



3、现代科学的本质

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

“人”出来以后,整个现代科学的改革,就由希腊时期的求真的科学转化为求力的科学。

这里面有三个观念的转变。第一个是自由观念的转变。古希腊的自由其实是理性自由,你懂道理你就是自由的;而基督教的自由是意志自由,其认为,人的自由不在于讲道理,不在于懂知识,而在于你有自主选择的能力,你有说不的能力。所以在新的时代,你如果要体会人的自由,你得发挥人类的求力意志,去努力去工作,去兑现自己的愿望。

其次是关于人的观点的转变。在古希腊,人的地位并不高,神是不死者,人是有死者,所以人是低于神是的。而基督教扫荡诸神,认为诸神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上帝是高高在上的。

而上帝这个神和古典时代的神是不一样的。古典时代的神跟人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古希腊人相信,神和人就住在隔壁,奥林匹斯真有其山,宙斯这些神就住在山上;神和人是可以交往的,神娶了人间的女人,生出一些英雄,英雄不像神那样可以不死,但是力大无穷。希腊的神话与传说是并列的,神话是神的故事,传说是英雄的故事。但基督教打翻了这一切,它把所有神都驱逐了,而上帝高一个层面,所以在人类这个层面上,人是最厉害的,“万物之灵长”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基督教有一个突出的人道主义原则,就是人文主义原则,人是至高无上的,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高贵。最近看网上说,美国家庭在中国收养了10万个遗弃儿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婴或者身有残疾。基督教对于残疾人的这种爱护,别的文化一般很难理解。只有基督教才可能认为,哪怕一个人身有残疾,只要他是“人”,他就比任何东西都要高贵、都要值得呵护。

第三个转变是自然观念。过去认为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由即内在性,所以它是坚硬的不可改变的,所以你只能顺从自然。现在则认为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创世),自然作为造物就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了,就是派生的,是受制于上帝的,所以自然缺失了古代这样一种内在性的东西,自然变成一个纯粹外在的东西。

今天我们知道,有两拨人讲自然,意思完全不一样。一拨人是自然科学家,讲的是自然科学,在实验室写文章,然后发到Nature上去;另外一拨人是环保人士,讲的是要顺从自然,要顺从更高的原则。自然科学家的“自然”其实已经是一个外在话题。


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基督教运动使得科学实现了从无用之学到无用之学的转化。所以现代科学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运动,其利用上帝至高无上的权能地位,实施了对古希腊科学的改造,这个改造使得我们诞生了今天这种实验加数学的力量化的科学。

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数学加实验,数学是把世界统一看成一个可以通达的体系,通过数学化把世界编码成一个个数字,做实验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所以数学加实验共同地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征服和控制。

在近代,上帝甚至被当作一个数学家来看待,因为当时认为上帝创世用的就是数学家的方式,你看这两幅流传于15、16世纪关于上帝创世的画,上帝都是拿着圆规,像数学家一样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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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最后我们小结一下。

基督教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制度条件和观念基础。制度基础就是大学,观念基础就是经院哲学,而基督教后期的唯名论运动,及其思想的其他内部运动,为现代科学的创造准备了一个个新的条件。

现代科学作为求力的科学来自求力意志。

世界的图像化是求力科学特有的世界观。现在用数学的方式对整个世界进行数学化处理,是求力科学的一种特有的要求,因为只有在碎片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类才可能全方位地疏而不漏地来征服控制我们的世界。


结束语

第二个部分我们稍微匆忙了一点。

我们今天的科学其实有两套基因,其中一套基因来自希腊。希腊基因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的陌生,所以我们讲得比较多。希腊基因里面包含着的那种无功利的探索,对世界奥秘的好奇,对知识的内在演绎的一个重视,是我们民族特别欠缺的东西。

相反,近代科学的有用的方面,我们中国人倒是觉得很好理解,这个不用多说。但其实,这个“用”的来源不一样,它不是小用,而是大用。这个“大用”是什么意思?是说世界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人来挥洒、来历练,所以你不能辜负上帝的期望,你要主动地去历练自己。

因此近代像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徒就特别喜欢发展工商业,做生意赚钱,但是他们也很节俭,钱赚了很多却不花,那赚钱干嘛?不断地使现代文明变得繁荣。很多国家的兴衰和此也有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要了解科学的起源,要了解科学的本质,我们不能只从生产力的角度,只从它“用”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要回到科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中,你才能了解到为什么科学诞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个都有的事情,而必须有特殊的文化储备和安排。缺乏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玩科学也很难走得持久、走得远。殷鉴不远,科学在阿拉伯帝国也待了四五百年,最终也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而是慢慢消失了。

我们讲这个故事,意思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一定要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和设计,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科学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或者临时用来振兴一下国家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一种世界观,甚至是一种人生观。如果你不理解科学的内涵是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也很难去把握这个世界的基本走向。

所以今天,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科学的起源。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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