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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3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改革开放40年伟大的历程，资本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
刘纪鹏表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金融和现代经济的关系，振兴资本金融，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我认为，如果改革的思路对头，坚持市场化道路，很多现有矛盾问题会迎刃而解，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都会实现更好发展。”他也表示，一言蔽之，继续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不要动摇，继续按照正确的方法论，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遗留问题，让它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崛起就是必然的。
谈亲历难忘之事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学术论证
NBD：改革开放能取得今天的伟大功绩，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您曾经参与过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建设，能否谈谈您经历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刘纪鹏：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史。回顾过去，对我而言，开办北京的法人股市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的学术论证，应该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两件事情。
1989年，王岐山同志在北京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前身——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我参加了联办的工作。之前最大的争议就是股票这个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搞？
资本市场建设要想顺利开展，首先需要上层思想统一认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国家体改委主管股份制的生产体制司司长孙树义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有一天他打电话，说中央要了解股份制的理论，希望我们尽快编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字就叫马克思论股份制。
所以我们在推进股份制过程中，第一件事就是编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直到今天我还都保留着。我们论证的结果就是，我们先从向职工定向募集，因为职工当家作主是企业的主人，买自己企业的股票符合马克思理论。第二，就是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符合马克思理论。因为在当时，我们还没有私营企业，我们只有个体，凡是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不是全民企业，就是集体企业。这两类企业在中国的基本制度中被论证为公有制形式，所以可以先搞法人股。因此职工股跟法人股就首先出现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
1992年，国家体改委牵头14个部门集中了近80位同志，制定了两个意见，一个是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规范意见，还有一个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意见。这两个意见先于《公司法》出台。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就搞了6300多家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
那时我同时还在体改委参与股份公司的制度性建设，深深知道这股份设立之后的重要目的就是能够转让，没有转让的股份制，是不完善的股份制。于是我首先写出了把定向募集的法人股在北京STAQ系统挂牌交易。因为当时深沪交易所主要是向个人发行股票，个人股票跟国家股法人股如果混在一起，意识形态上通不过，因此希望能够在北京STAQ系统里，把定向募集股份公司中的法人股进行流通。之后联办的同志向中央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在STAQ系统挂牌的首批15家企业，基本都是我做的股改方案。
之后，沪深交易所在发展，STAQ系统也在发展。这时候，就提出了监管的问题。我主笔参与写出了一篇有关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报告，这篇报告曾发表在《经济日报》上，后来又以内参报告的形式上报到中央，获得批准，这篇报告由于意义重大被称作”联办宣言”。这份报告由联办的几个同志向当时主管金融工作的朱镕基同志汇报。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证监会，我们联办的一半同志都调到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最早的开办，也是联办先拨出了5000万元，作为证监会的开办费。
总之，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资本市场基础建设，当初是经过了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中，统一思想认识，是能有资本市场今日成就的起点。
谈可持续发展“有三点值得重点注意”
NBD：经过了40年的岁月，今天我们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您认为下一步资本市场建设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刘纪鹏：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取得了很多成绩。而今后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有三点值得重点注意。
第一，对于监管组织体制本身应进一步完善，同时在监管过程中应尊重市场规律。证监会本身应在监管发现的环节多下功夫，对干扰市场正常秩序、有失市场公平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完善退市制度建设。
第二，真正以实际行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这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对中小投资者进行教育，而是从源头做起，厘清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我的建议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到交易所，证监会监管监督。然后做实保荐——即保荐人谁出问题要终生负责。
第三，找到平衡大股东和小股东利益之间的有效途径，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工作。应该保护出钱的人，教育圈钱的人。上市公司应当把精力放在增量财富的创造上，而不是放在大股东减持、存量财富的分配上。
目前一二级市场价差巨大，大股东入股成本极低。我的建议是，预设可流通底价，你不到那个价格不能减，而且信息公开披露，这样能有效限制大股东的疯狂减持，并督促他们将精力放在公司价值创造上，有动力真正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谈解决经济周期须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有所动作
NBD：我们知道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过去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都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时期动荡。而中国因政策制定得当，平稳度过了历次危机，并在之后取得了更大发展。您认为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抵御周期影响、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刘纪鹏：对于中国经济周期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些人认为是三年，有些人认为今年GDP增速能上6.5%，明年则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在我看来，要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改革不能倒退，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有所动作。
我认为，可以首先考虑放宽和鼓励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借助海外投资者，通过市场“野蛮人”的力量和上市公司规范化的力量两手抓，解决我们内部现有的历史遗留的问题，应该是关键。
第二，我认为，中国的周期调整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这应该重点强调。
美国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家才开始大规模干预。比如说通过量化宽松，美联储买财政部的国债，向财政部释放货币资金，财政部拿着钱又去拯救花旗，拯救通用。相比海外，我们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多。所以中国的周期和西方的周期不一样。今天既要去金融泡沫去杠杆，防止金融风险；同时又不能过紧，否则经济增长又保不了。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金融和现代经济的关系，振兴资本金融，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我认为，如果改革的思路对头，坚持市场化道路，很多现有矛盾问题会迎刃而解，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都会实现更好发展。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