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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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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课堂|柏拉图如何看待人性和命运?

201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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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至7日,基石大家课堂第十六期“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生命价值”在深圳大梅沙顺利举行。本次课堂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庆节、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等四位老师前来分享他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


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生观”入题,开启了本次课堂的第一篇。在何老师看来,努力地摆脱平庸,追求自由、优秀和卓越,可以说是古希腊人的一个普遍的特点。下文是根据何怀宏的主题演讲整理的第二篇,仅供学术交流。



何怀宏:


03、“哲学家王”是对善人的挑战

现在我们讲到认识人性,把握命运,这个就要讲到柏拉图了。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你也可以说是一部微型的古希腊的哲学史。当然,最后我们会回到梭伦,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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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柏拉图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和五世纪之交的一个哲学大师。早年他并不是喜欢哲学,而是喜欢戏剧,当时戏剧是最轰动的,有上万人,他还喜欢画画,写诗句。但是后来遇到苏格拉底以后,成了他的学生,他觉得还是智慧是最值得追求的,他确实有这样的思想和天赋,以及巨大的才华。但是在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后,他对雅典的政治非常失望,所以他试图去域外,去西西里的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也希望破灭了。后来柏拉图创立了学院,反倒影响深远。

  

我这里主要是想说借助他在《理想国》中的几个隐喻、故事来阐述他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要怎样活才算幸福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开始就是讨论老年,问老人,你过得怎么样,就是一个人接近人生终局的时候,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然后又转到了,就是说一个正义的人能不能得到幸福,就是说你要不要追求正义,一个正义的人能不能得到幸福。当然,由个人的正义后来又引向了城邦的正义,但是最后又归结为个人的幸福。就是借助一个人死后复活回来的故事,来讨论,也是解析他有关人生幸福和社会正义的探讨。

 

这里我会集中于他对人性的一个认识和探讨,我们比较熟悉的,《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家王”这样的观点,简单的说就是“四主德”,节制、勇敢、智慧、正义,这四个主要的德性。他认为个人应该具备这四种美德,从城邦来说也应该具备前三种,节制、勇敢、智慧,这三种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就可以算作正义了,就是城邦的正义。但是这三者是有次序的,是相应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雅典的现实是一个政治平等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但是在这里面它提出某种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节制,当然相应于所有人都应该具备这个德性,但主要是对生产者,包括商人等等,大多数的人,他们应该有节制的德性。那么比他们更高一个等级的就是护卫者,他们应该具备勇敢的德性,担负保护城邦的护卫者。然后更高的就是从慧者的阶层里面还要产生出很少数人,甚至个别的人成为“哲学家王”,就是最智慧的人,他们来统领这一切。

 

确实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人有智、情、欲,有欲望,有激情,也有理性,有智慧,欲望需要节制,激情需要驯化,当然,要保持一种勇敢的德性,最高是应该由智慧来统治,来治理这个城邦,在一个人内部是这样,在外部,在城邦社会也是这样。

   

问题就在于,很多人也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智”是不是一种乌托邦?他真的是想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吗?当然,一种混合的政体,或者一种在其中智慧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混合制,当然,后来罗马人也非常推崇,但是不是这儿界限分明的“哲学家王”室的统治?我觉得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已经有,且隐含着某种答案,这种答案就是,哪怕我们设想一个最理想的范本,哪怕是一个在人间可能不能实现的范本,但是对我们安排现有的政治,比如说引入理性,加强智慧,依然是有意义的。但不一定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层次、等级分明的结构来安排,安全这个答案就已经隐含在他的书中。所以我说认识人性,把握命运。因为在前面提到的隐身人的一个隐喻,一个故事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答案,一种什么样的答案?就是一个掌握绝对权利的人,他能不能够真的实现明智的、理性的、智慧的统治,这是对所有人,更是对“哲学家王”的挑战。

  

假如一个人他可以做任何事都不被人看到、被人发现,长期以往,哪怕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人,长期以往,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他这个时候的地位就等于一群人之中的神,隐身人换一个说法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被发现,自然而然不会被惩罚,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也就意味着某种绝对的权利。他开始要利用这个巨大的,凌驾于其他所有人的优势做好事,但是后来他会不会也做不好的事?他能够理解所有人对好的理解吗?他是不是要以自己的“好生活概念”还安排其他所有人的生活,当这些人表现得不服从、不听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消灭其中的一部分人?这就隐含着危险,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受惩罚,不受制约,不受限制,这也是对“哲学家王”的一个挑战,“哲学家王”也是人。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已经隐含了某种答案,柏拉图把这个隐身人的言喻写在了他的书里,已经预示着某种答案。且不说“哲学家王”是多么难以发现和选择、培养、训练,首先要有这样的哲学天赋,然后要经过可能多少年间的培训,然后你给他权利,相接近于绝对的权利,他会做出什么事,这都是挑战。所以这是一个,与其说对恶人的挑战,不如说对善人的挑战,会不会适得其反。

   

另外,这是我们注意到人的一般共性,不论哲学家,不论平民,不论普通人,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人性中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也很让人为难。我们就要讲述《理想国》中洞穴的预言。在一个深的洞穴中,有一个通道通向外面,一些微光照进来,但是一些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洞穴们,而且他们的腿和头都被绑住,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他们只能看着前面的洞穴的破壁,看到背后的火光照亮了他前面的各种过来过去的物件的阴影,他们从小就这样生活,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影子就是物体本身,他们不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痛苦,他们以为生活就是如此,世界就是这一片天地。但是可能出现了第一个背景,就是被松绑的人突然站了起来,可以转头,可以走动了,他回头一看,看到了后面的,也看到后面的器物,知道我以前看到的都是影子,后面的火光物体才是真实的。假如他还往洞穴之外走去,走过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见到了洞穴之外的世界,阳光照耀下来的世界,他开始很不适应,强光刺激,他要慢慢的适应,甚至要闭一下眼睛,慢慢地先看暗淡的物品再看比较明亮的物体,然后甚至偶尔的一片太阳,这个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这可以说是一个寻求或者发现真理的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个集体行为,发现这个洞穴之外的世界只是一个人,或者是少数人。他要不要回到洞穴中,去给他所有的同胞松绑,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做到?当然,人世间也许没有这么强烈的对比,没有一个完全虚假的世界,也不会有一个完全明亮的世界。但是类似的区分差距是存在的,一些人看到了可能更明亮、更真实、更光明的东西,他要不要说出所有的这一切?尤其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如果他看到了他觉得更睿智的人间社会真理,他是否要大声说出来?当他开始说你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假象时,他会不会被原先的同胞当成疯子,如果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甚至会不会自己被折磨、迫害、处死。即便他可能失败,他仍然要做这件事,或者他至少做一部分,尝试努力一次,失败之后,他也就迁就他们,或者他跟他们仍然待在洞穴里,如果他的同胞足够强大的话,或者他自己重新上到地面,让他们留在他们的洞穴中,回到地面,回到阳光下的世界。

   

当然,政治上的事情,在我看来,既然是涉及到所有人生活的这样一个事情,可能更多的需要折衷、平衡、妥协,另外也要相信大多数人的常识,可能足以比较健全的来处理各种纠纷、诉讼。没有智慧统治的政治社会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可能也是还不错的,或者在社会、政治上,它永远还是要妥协平衡、折衷第一,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生命的原则,要让所有人和平共存。

   

 

四、哲学归哲学,王位归王位,思想归思想。

 

如果在某些领域,比如在哲学,人生追求,其实还是可以做许多的事情,你可能会独自走在一条路上,但这是你最心悦诚服的路。我们只能够和大多数人分享某些共性的东西,比如吃喝拉撒睡,肉体活着是必须有某种共性的东西,我曾经说过,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书店永远比饭店、餐馆少得多,因为这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有些人一辈子都可能不会进书店,当然,书店还是需要的,哲学家也不能把书店看得比餐馆更重要,更不要说从整个社会着眼。走自己的路,如果有同伴,当然就更好

   

当然,我们也可能走的是一条大路,那也不坏,如果你注入一些反省的时刻,自省的时刻,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可能会更好,因为凡是尝过另外一种滋味的人,他们可以在比较之后,不愿意放弃那样一种精神追求带给他们的感受。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也提到,各种各样的快乐都是合理的,只要不伤害他人的价值追求都是合理的,无论是追求财富、金钱、人伦之乐、天伦之乐,或者是追求信仰都是合理的,而且是平等的。我们确实没有体会过他们所体会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尊重,但是不能傲慢、贬斥,不能轻易的贬斥,我觉得是如此,因为我们没尝过,我们无法比较。所以不要轻易论断人,不要责备人,不要责难。

  

 这里,柏拉图有没有“哲学家王”曾经有过的抱负,甚至行动?很难说没有。如果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角度,他确实不由自主地会希望由理性、智慧来统治。苏格拉底曾经也说到,为什么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都那么强调理性、专长,但是恰恰在一个最重要的领域,社会生活的领域,我们拒绝这样做。比如说我们不会自己做鞋子,我们尊重鞋匠的技艺,我们宁愿到鞋匠那儿买一双鞋子,尊重他的技艺,我们尊重各个领域的技艺。但是为什么恰恰在政治的领域里不尊重政治理性、政治智慧?为什么不由理性、智慧、专长来统治,而是要所有人参与,而且是平等的参与,为什么?当然,我们反过来辩护,为民主政治或者是为政治平等辩护。涉及到所有人生活的领域必须所有人参与,而且是要平等的参与才能够体现每一个人的尊严、价值。哪怕是智慧、理性不一样,有差别,甚至有时候会带来某些滞后、效率不高,但是它实现了一种平等的尊严,所有人作为人的尊严。

   

另外,政治也不需要那么完美化。而且你追求完美,可能恰恰得到最大的不完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种危险,如果一个绝对掌握全国的哲学家,完全按照他自己好的观念、善的观念来安排世界的话,可能对这个社会恰恰是一个灾难。他们没有调和,没有折衷,没有妥协,没有平衡,没有顾忌芸芸众生的所欲所求。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可以说历史上确实没有“哲学家王”,没有真正的哲学家。

 

或许还有一个哲学家,从身份上还有一个“哲学家王”,就是《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他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掌握当时世界上可能最大的权利,他也是一个哲学家。我们必须承认他不是后世所封的某种胜王,因王而胜的胜王,只是掌握权利,然后把这些美名加给他,说他是哲学家,马可·奥勒是真正的哲学家,包括哲学家自己也承认。但是他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没有把哲学和“王”,把权利结合起来,他从来没有想过把他的哲学推广到全罗马帝国,每个人人手一本他的《沉思录》,他的《沉思录》根本就不是为大家而写的,他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也许想给他的儿子看,他的儿子不争气,他差点就在历史上没有这本书了,失传了,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才留下来,没有把他的哲学用权利去推行,更不要说强行,哲学归哲学,权利归权利,王位归王位,思想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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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奥勒留


哲学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他甚至幻想什么时候能够退隐到一所茅屋里面静静的阅读和写作,这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但是他作为罗马人,他的职责、使命也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他的哲学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义务哲学,责任哲学,必须承担自己的生命,必须承担自己的命运。他既然生而为王,他就必须永远为王,而且做一个好皇帝。所以你看看他在《沉思录》里面写,有两条可以说是他的座右铭,一个就是每天醒来要提醒自己,你今天要见到很多你不愿意见的人,有一些人铲煤者,有一些是心怀不轨的,有些是想从你这儿捞好处的,有些甚至是阴谋家,有些当然也是不错的人,但是很多人是你不愿意见的,你如果不是皇帝,你永远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但是你作为一个皇帝,同样你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你要跟很多你不愿意成为朋友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你是商人,政治家也是如此。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每天要见大量的人。所以他提醒自己每天要见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他作为一个这么聪明智慧的人,他能够眼看到他们,但也不能说破他们。

   

当然,他有一个内在的宽宏,那就是跟哲学有关,即便是这些人,你还是他们的同胞,你还和他们分享着、共享着人性,所以你还不是虚心假意的对待他们,你还真的要从内心宽容他们,接纳他们,因为你也有错,你也有你的弱点,这是一条座右铭。

   

还有一条,也是他提醒自己,每天清早一起来,你就要想着承担你的工作,你再不情愿你也要起来,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皇帝那么好当的,尤其他有时候要打仗,风餐露宿,他有时候要亲自带兵打仗的,有时候跟北边蛮族打仗,滴水成冰,在打仗的时候没有选择,这个时候他要比别人更早起来,更晚睡觉。所以他也提醒自己,你生来就是要承担这份职责的,或者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与其不情愿的,不如情愿的做这些,与其让命运拖着走,不如欣然的跟着命运走。这就是认识自己,也认识自己的使命,承担自己的命运,这种命运感在古希腊人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强烈的,比如说看一看罗马史诗,看看它的悲剧和哲学,这种命运感是非常强烈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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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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