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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杨胜君:从实业转型股权投资,我做对了什么?

2023.07.14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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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 我到基石资本后,先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然后又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如何评估风险。

  • 企业有了价值,才有投资的可能性,至于有了价值能不能投,还要看风险,看能否赚到钱。

  • 我不喜欢看市面上的畅销书,我喜欢看千百年来各个领域的大师们写的经典书。         

  • 如果一个人学习到了一些人类的思想精华,就应该明白自己的人生就应该需要做些什么,动力就来自于追求去实现这些该做的事情。


我是如何加入基石资本的?

  • 杨总,你现在在基石负责公司在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AI)、新能源产业链等领域,到目前为止,在半导体行业投出了哪些代表性项目?

基石资本在半导体领域是全产业链布局的,至今已投资超过50家半导体公司,基本上覆盖了从上游设备、材料、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再到下游封测、分销等所有细分领域,比如做DRAM存储芯片的合肥长鑫、做图像传感器芯片设计的豪威科技(韦尔股份)和格科微、做半导体设备的屹唐半导体等业内知名企业。


  • 请先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

我是浙江金华兰溪人,诸葛八卦村就在那边,我们那里上千年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江南的文化塑造了我的性格和人文精神。我是1994年从兰溪一中毕业的,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报考了电子工程系里面当年最不受欢迎的微电子专业——也就是半导体专业,当年中国只有几所好点的大学才有微电子专业,因为不好找工作所以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究生,2001年我复旦硕士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半导体专业的也没几个人,毕业后大概1/3的人去了美国,1/3的人改行或去了外企,那时候金融业银行比较好,做咨询也比较好,外企在国内也是如日中天,外企一个月工资可以在上海买一平方米的房子,还能退税。但当时从国内直接去美国留学还是不容易的,不过成绩好的同学们都积极准备GRE、托福申请美国留学奖学金,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准备、一起去了美国。­­­


  • 你是复旦硕士毕业就直接去了俄勒冈州立大学吗?

不是,我先去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光刻机研究。选择这里,是跟我本科期间的毕业实习相关。我在国内上本科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在北京的中科院微电子所,研究了半年光刻机,还挺感兴趣的。麦迪逊分校有一个教授,意大利人,他在这个领域挺知名的,也给了我奖学金,我就先去跟他研究光刻机。但到那边之后才发现,美国人普遍都不喜欢研究工艺、设备这类东西,都喜欢搞设计,所以我在麦迪逊分校待了半年之后,我就转学到俄勒冈州立大学去学芯片设计了。还有一个原因,大部分学生都想早点念完书出来工作,而研究设备工艺比较花时间,工作机会也没那么多,而芯片设计工作机会多,高通、博通、英伟达这些大公司都是搞设计的。


  • 你在美国研究生毕业之后呢?

我2003年毕业之后就回国了。回国几个月之后,有个朋友来找我,说华平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大、人口多,经济快速发展,未来手机市场在中国可能大有可为,所以要在中国布局整个手机产业链。华平那时候在中国投了很多钱,从芯片到整机,再到通信系统。我是锐迪科初创团队前几号员工,我在从2004年初公司成立做到2014年底锐迪科被紫光收购。锐迪科组织架构非常扁平,我们最早期的几个人,每个人负责一个产品线或者一个事业部,我是负责手机芯片的一个事业部。锐迪科是完全美国硅谷风格,每个负责人既要做研发做技术,又要负责自己的事业部或者产品线的所有事情,从研发到产品、再到市场的开拓和销售的维护,每个负责人负责一个独立产品线,相当于管理一个小的公司,就像美国的那种大公司的事业部一样。


  • 锐迪科被收购之后,你是什么机缘来到了基石资本?

锐迪科的办公室是在上海张江微电子港园区,2004年的时候张江还是很荒凉的,但是有许多初创的芯片企业,我们公司的隔壁就有一家成立比我们早、名气更大的芯片初创企业,我后来与他们的财务负责人成为了朋友,但那家公司很快就不行了,不知道搬哪里去了。2014年的一天,她突然找我聊天,说她很久以前就已经离开半导体行业了,又说听说锐迪科要被紫光收购了,就问我是不是想换点其他事情做。我说也可以考虑。因为那时候半导体行业不好,很多工程师薪资待遇都一般,像锐迪科已经算待遇非常好了。比如我复旦的很多师弟,在我们行业工作5年如果年薪能有50万就已经很好了,但计算机系毕业的,如果去阿里腾讯,工作5年可能年薪200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时候行业不算好,也没有太多的人来投资,所以很多人也不大喜欢在半导体行业一直待着。

我想自己已经做了一家半导体公司,最后被并购,也算做上市了,换点事情干也可以。我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当时紫光对锐迪科的收购还没完成交割,大家都还没定下来。我那个朋友当时是在财富平台帮投资机构做募资的,所以认识的都是股权基金公司的顶尖人物,她给我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国内一家顶级美元基金创始人,一个是基石资本副董事长林凌,她说下周刚好跟前者在三亚开会,到时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一下。但是他听了情况后对半导体背景的人没兴趣,因为他们那时候在互联网和消费行业上已经如日中天了,相反他们在2005年投的某半导体企业却一直没退出,所以他们对半导体行业兴趣不大,这也很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半导体是在2019年华为被制裁之后,资本才开始大量涌入,在2015年几乎没人投半导体,在那时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应该不到10家。后来我跟基石资本副董事长林凌见面,林总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基石做科技投资?后来跟林总又聊了几次,我思考了几个月,决定尝试一下——但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改变,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知识,完全是个理工男、做企业出身,只懂科技产业和企业经营。所以,为了来基石资本做转行,我马上就去上海财经大学报了一个CFA的培训班,利用周末两天上课,学了差不多一年,算是学了一点金融和财务知识。


我到基石资本后,先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
然后又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如何评估风险


  • 你从产业界成功转型到股权投资,有什么经验分享?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挑战吗?

我刚来基石资本那会儿,也不知道投资怎么做,也是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找到一点感觉。


  • 你加入基石的时候也快40岁了。

对,所以决心也很大。刚到基石资本的时候,我要的级别也比较低,心态摆得比较好,这样我有机会从底层学习一遍,跟着其他的同事们一起跑项目。

我从很具体的活干起,因为刚从技术转过来,不知道金融怎么搞,我看的第一个项目不是科技项目,是一个消费项目,我跟着同事一起跑,做尽调,熟悉流程。

流程是很快学会的,但投资决策怎么做,这是核心问题。我们做的工作,如何影响最后的投资决策?之前与一位上市公司老板交流,问我投了很多大项目有什么心得?我就一句话:投资核心就是看如何用三句话告诉我的老板这个公司值不值得投。核心是做决策。

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影响最后的决策来开展的。刚开始的时候金融风险我可能不太会看,但我能够看产业,能够看企业,能够看技术,能够看企业家,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很熟悉。以前我们做企业很简单,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只做市场上最主流的业务,只做最大的那几个品类,这样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会去做边缘性东西。我在基石资本内部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把精力聚焦在最主流的赛道里面。比如说《华为基本法》以及华为的管理书籍里的那些内容,我以前没看过,来基石资本之后我把这些书都看了,看完之后发现跟我以前做企业是一样的,说明我们当年做企业跟华为认为的做企业的正确方法是一样的,也说明了我们的企业为什么当时是中国成长最快的。我找到了企业里面哪些东西能够影响企业持续地创造价值,我就把这些陈述给公司的投决委员会。我们是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企业值不值得投资,以往很多人是以套利或者交易的思路来做投资,所以我的理念跟大部分人不一样,企业有了价值,才有投资的可能性,没有价值就不具有投资可能性。至于有了价值能不能投,还要看风险,看能否赚到钱,估值就是第二维度的东西。

所以到基石资本后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大概能发掘到企业的价值,找到一点感觉了。

接下来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从同事、同行学到了哪些因素存在风险,哪些因素影响估值,还有我这笔钱给这个企业投进去,什么时候能出来;公司有没有合规问题、会不会影响上市;目前这个行业的企业上市,有没有来自政策上的限制;另外就是估值是不是合理。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与我的价值发现与评估结合,最后就知道投资决策怎么做。所以我到后来基本上跟企业创始人聊半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就能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


我不喜欢看市面上的畅销书,
我喜欢看千百年来各个领域的大师们写的经典书。


  • 科技行业日新月异,基金募资难,投资人对基金的业绩诉求,等等,基金管理人在投资过程中时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和焦虑。请问你有这方面的压力和焦虑吗?如果有,你又是如何应对的?

我是做企业出身,有些事情在看得见的时间之内就是完不成的,对明摆着是一件完不成的事情,你还硬要去顶,这样效率太低了。并不是说东西好就一定要去得到的,得不到的就不要去想。你觉得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的就十年之后再去想,所以一般来说压力焦虑是存在的,但我不喜欢压力和焦虑,我觉得有压力和焦虑就干不好事情,比如我们做的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希望让产品始终处于其性能最舒服的那个区间,那样产品的使用寿命才会更长,如果经常在极限性能状态下使用,那么使用寿命会大大下降。当然,如果这些压力跟焦虑在有些人眼里是可以化解的,那我认为这不叫真正的压力跟焦虑,只要能解决的就不算压力,即使难度大,但多花点时间多请几个人就能解决。只有干不成的事情才是压力跟焦虑,那就换个解法。


  • 你是理性乐观的人吗?

我的风格总体是比较乐观,做投资首先不能悲观,悲观不适合做投资,看完每个项目都不值得投,怎么做投资?


  • 跟朋友交往,你比较看重对方什么品质?

最重要的还是善良的品格。


  • 你平时是怎么保持良好的精力的?

适当运动,一星期大概2-3次,尽量不要给自己压力,有压力晚上就睡不着觉。


  • 你平时是怎么去学习的?

我喜欢研究底层逻辑,以前在美国上学,我们专业有两本书,一本书是加州伯克利分校一位大师教授写的(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Paul Gray),出了很多版,另一本书是一个伊朗教授写的(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Behzad Razavi),是很实用主义的书,看完他的书,你很快就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我就喜欢看伯克利的Gray教授的书,它都是非常基础的底层原理,非常基础的概念,讲透了。我不大喜欢看市面上的畅销书,挺浪费时间的,我喜欢看千百年来各个领域的大师们写的经典书,这些大师的作品凝聚了人类几千年来智慧的精华,是人类几千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读懂这些就够了。


  • 你这么忙,是来自于工作乐趣还是来自于什么?你的工作动力是什么?

我们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说过,像任正非这样的人应该停不下来,停下来人生就没有乐趣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学习到了一些人类的思想精华,就应该明白自己的人生就应该需要做些什么,动力就来自于追求去实现这些该做的事情。


  • 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如何才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投资人,你作为过来人有何建议?

其实挺难的。需要一点悟性,需要一些理解力,就像企业里有些人很适合做工程师,有些人适合做管理者,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如果适合做投资很快是可以学会的。


(采访者:肖 冰(冰哥),现任前海宜涛资产管理公司执行董事,财经访谈畅销书《像高手一样投资》作者,吉林大学新闻学士、企管硕士,先后任职于工商银行、证券时报、博时基金。李博雅、邵小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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