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9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在4月28日的基石资本年会上，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提出，中国正在推出的科创板，将是中国不对称竞争战略在金融市场的又一伟大实践，这与2000-2010年中国的产业政策类似，当年在与思科等电信运营商的竞争中，中国政府选择性支持国内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做大做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诞生了华为。
张维认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都有标准答案，从国家之间的竞争来说，美国经济如此强大，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与直接融资体系高度发达有关。举例来说，美国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与欧盟相当，但是美国高科技产业销售额是欧盟的四倍。背后的差异在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融资体系极大的促进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而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与此相反。其背后的纳斯达克居功至伟，中国目前正在推出科创板，时机可谓恰到好处，科创板将是中国下一轮创新经济的发动机。
黄卫伟：《不对称竞争》
所谓不对称竞争，即实力相差悬殊的企业以不对等的或者不同的方式在存在不对称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市场中的竞争。它要回答的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和紧迫的问题：即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的背景下，以及众多行业市场走向自然寡头垄断的大趋势下，尚处于弱小的和劣势的本土企业要不要成长起来？怎样成长起来？
作为过去18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创投第一线的投资家，张维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发展的环境深有感触。从金融市场与创新的关系来看，中国是以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直接融资占比低，中国直接融资占比约为20%，美国约为70%—80%，中国的直接融资远远低于美国。
而创新又与直接融资高度相关，股权市场是直接融资最重要的一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教授的研究显示，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股权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则会抑制创新；对于高科技密集行业的企业，股权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而信贷市场则相反。结论是创新专利情况与股权市场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而与信贷市场发展成负相关关系。
中国直接融资占比约为20%，显著低于美国的70%—80%，银行贷款仍为主要融资手段
上交所科创板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目前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电池等少数领域中美之间发展阶段差距较小，科创板定位支持的多数科技领域都是中国与西方差距巨大的传统科技领域，在这些中西差距巨大的传统硬科技领域，在以往其实都过的很艰难：
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
规模较小、没有形成规模性利润无法在国内上市，导致多数投资机构不愿积极投资；
一旦去境外上市，由于与成熟市场的对手相比规模差距巨大，无法获得境外资本市场的认可，没有估值溢价也没有流动性，几乎无法真正形成融资。
而科创板出来，将：
直接扩展市场中套利机构的投资边界和投资容忍度，大大增强了对原创技术和创新型技术企业的直接融资功能，对推动原创硬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有加速作用；
有效引导国内机构尤其人民币资金更加积极投资布局更具市场活力的中小企业；
注册制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效率；
要求企业提升自身的原创科技能力。
科创板及注册制的推出，有助于解决国内科技企业发展早期缺乏资金的巨大压力，延长企业生存期。
纳斯达克帮助美国取得美日贸易战的胜利
对比美国来看，纳斯达克创立之初积极支持小企业，纳斯达克与硅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互支持，大大的确立了美国在新时代科技领域的巨大领先优势。
一方面，纳斯达克引导资本进入高新技术领域：上世纪80年代开始，基因工程、医药产业、生物工程、计算机、信息通讯等诸多高科技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技术水平处于飞速发展阶段，美国风险投资灵敏的捕捉住了这一机遇，将资本投资于高科技领域。而纳斯达克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制度安排，同时，纳斯达克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支持，有力的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高新技术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美国高新科技产业带动了美国经济进入战后最长的一次持续增长；高新技术推动了产业升级，它不仅本身创造的产值逐年增多，而且也带动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与高技术化，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美国经济支柱。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之上的，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对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新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动力。
微软、苹果、亚马逊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富可敌国，
市值是以色列GDP的2倍多
其实，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又是另一个佐证。上世纪70、80年代，眼看日本经济将超过美国，美国甩掉日本的追赶神器就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转型，而这其中，纳斯达克功又起到了关键作用，纳斯达克引导资金投向科技产业，而日本在金融产业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广场协议后，房地产泡沫破灭和贸易冲突的双重打击，使日本经济彻底被击倒。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
我认为是“重商主义（这里借指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这两个因素的核聚变，只要我们的体制大门开一条小小的缝，中国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聪明、勤奋、奋不顾身，几千年穷怕了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就能创造一个新天地。
2021年，我见到一个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谈及张维迎所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他说这是真的，1978年他没有见过电，全家所有家当是一个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个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考上了大学，报到前他勤工俭学，骑六七十里山路卖冰棍，山里的一户人家，用几个鸡蛋和他换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普遍的景象。而我们这一两代人，在改革开放后，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40多年过去，我们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赞扬也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也就注定了，我们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其发展正常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中国的政策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
因此，并非一些简单的因素就能够遏制中国的增长，只要不出现战争这样会扰乱经济进程的极端因素，只要中国依然坚定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就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市场变化还是长期的中美对抗，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太大的焦虑。
具体从我们做企业和做投资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些行业和企业衰落的同时，也永远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在崛起。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们不必纠结于半导体仿佛一年紧缺、一年过剩，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离不开半导体技术，而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同时，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这些才是中国硬科技投资的重要的底层逻辑。
看待资本市场，我们更不必计较一时的股价波动。回顾历史，在资本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时，那些优质的企业往往也会出现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优秀企业不仅能收复失地，还能再攀高峰。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从我们的投资经历来看，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最终都带领我们穿越了周期，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